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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弼抗战前后与胡适的交往 黄文弼的第二次西北考察结束之后，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考察工作实际上已经结束，但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依然存在，黄文弼也得以继续整理其考古发现，开始编纂《罗布淖尔考古记》。自1935年冬起，黄文弼受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托驻西安整理碑林。直至1938年春碑林工程完工，黄文弼一直在西安处理碑林相关事务。虽然事务繁忙，但黄文弼没有放下对西北科学考察团所获材料的整理，坚持抽时间撰写考古报告。西北科学考察团也在西安设研究分所，以保证黄文弼的工作。不过此时，黄文弼的经费又出了问题。先前已有中美庚款会赞助出版《高昌陶集》，但这笔赞助很快就用完了。为此，黄文弼专门赴北平向胡适告急。 1937年2月28日，黄文弼在北平见到了胡适。胡适在当天的日记里记有“黄文弼等来谈”。很快，胡适在1937年3月2日与时任考察团常务理事的徐森玉见面。接下来胡适又邀集在北平的考察团理事会重要人物聚会，胡适在1937年3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与徐森玉先生同邀袁复礼、徐旭生、黄文弼、沈仲章、沈兼士吃饭，谈谈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事务。”徐森玉、袁复礼、徐旭升、沈兼士皆是考察团常务理事，沈仲章为考察团干事。而作为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此时俨然是考察团的主事者。据邢义田先生所见，台湾史语所藏傅斯年档案中有1940年袁复礼致傅斯年信函，明确注明胡适为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长（邢义田《傅斯年、胡适与居延汉简的运美及返台》，载《地不爱宝：汉代的简牍》，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402页）。或许这里提到的1937年3月6日胡适召集诸位常务理事吃饭时，胡适可能就已经是考察团的理事长了。而这次吃饭的主要议题之一，显然就是想办法帮助黄文弼解决经费问题。就在这次吃饭前不久的3月1日，胡适曾向教育部长王雪艇写了一封长函，谈增加北大预算事，其中或许就包含资助考察团工作的款项。遗憾的是，因为抗战的到来，黄文弼被迫将文物分别转移至南京、武汉，整理工作也一度中断。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黄文弼辗转于西北联合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大学。在艰苦的环境下，他于1940年顺利完成了《罗布淖尔考古记》的撰写。可惜在抗战的艰苦时期，考古报告难以付印。1943年至1944年间，他又完成了第三次新疆考察。抗战胜利后，黄文弼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出版已经藏于笸中多载的《罗布淖尔考古记》，并筹钱继续开展研究工作。抗战期间赴美任驻美大使的胡适，也于1946年7月回国，并出任北京大学校长。黄文弼及考察团的工作，也在胡适归国后有了新的进展。 我们有幸看到了一件胡适在1946年底至1947年初写下的残稿（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3册，359-361页）。胡适手书了关于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八点意见，其中提到保留考察团名义、在北平恢复整理工作、确定负责人、整理分散的文物、筹集经费、处理存美汉简等一系列事务，看起来，抗战后考察团恢复活动的所有亟待解决的问题都囊括其中了。可惜我们很难确定胡适是在什么场合下写下了这一文稿，从内容上推测，这些意见更像是集体讨论的结果，或许是胡适参加考察团理事会会议时做的记录。当时作为北大校长的胡适，自然是要参与到考察团恢复工作的事务中来的。信中第⑦点提到“仲良个人问题：现在西北大学”。“仲良”，就是指黄文弼。当时黄文弼承担了考察团全部考古文物的整理工作，因此黄文弼的去向也是关涉考察团前途的一大问题。胡适自然也会关注到这一点。 很快，黄文弼的个人问题就有了着落。黄文弼在1947年2月5日写给胡适的信中提到（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17-18页），黄文弼也终于等到了机会，1947年1月徐旭生正式邀请他赴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工作。黄文弼可以安心地在北平继续他的整理工作了。更令黄文弼惊喜的是，胡适准备向政府申请一笔经费作为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工作费。黄文弼立即撰写了工作计划和经费预算，呈送给胡适。 黄文弼给胡适寄去这封信后，一直没有等到回复。赴北平的时间又临近了，于是黄文弼在4月28日又给胡适写了一封信（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15-16页），询问之前寄去的工作计划胡适是否收到。在这封信中，黄文弼专门提到了《罗布淖尔考古记》，讲到该书已经完成但付印困难、照片逐渐变色等等问题，计划来北平后设法付印。想来当是求胡适帮忙解决出版社及经费问题。 当时中国社会动荡，通货膨胀严重，经费问题越来越难以解决。在这种局面下，胡适依然设法为黄文弼筹措资金。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胡适档案中有1948年3月18日《西北科学科学考察团理事会呈请拨发三十七年度补助费文稿》，其中提到“物价、人工、纸张涨价”的情形，请教育部“补助卅七年度工作费及印刷费十亿元”以资助《罗布淖尔考古记》出版。 1948年8月，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依然没能阻止恶性通货膨胀。《罗布淖尔考古记》眼看就要出版，却因工费一涨再涨而陷在经费紧张的泥潭里。要想顺利出版，还是少不了胡适的帮助。黄文弼在1948年10月1日写给胡适的信中讲到（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20-21页），徐旭生等西北科学考察团常务理事计划联名向教育部申请经费，并请胡适领衔。黄文弼在信中还特别提出，恳请胡适向教育部朱家骅部长说明情况，争取经费。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胡适档案中，我们也有幸找到了黄文弼在信中提到的给教育部的呈文。呈文后还附有详细的工作计划书与预算表。呈文的署名为“常务理事胡适、马衡、徐炳昶、袁复礼、徐鸿宝”，果然是胡适领衔。呈文文首注有“此是副本，正本已于十月一日直寄教部”，落款为“文弼”。看来这份副本就是随黄文弼10月1日这封信寄给胡适的。从信文内容看，《罗布淖尔考古记》也确定在北大出版部付印，作为校长的胡适自然是首肯了的。 经历了种种磨难，《罗布淖尔考古记》最终在1948年出版，胡适也是帮助黄文弼从教育部筹到了这最后一笔资金。另据《罗布淖尔考古记·自叙》所载，除了教育部的拨款外，此书出版同时得到了中美基金会的资助。胡适在抗战期间曾任驻美大使，想来中美基金会的钱也应当是胡适帮忙找来的。在该书的自叙中，黄文弼也特意对“北大胡校长”表示了特别谢忱。 黄文弼波澜壮阔的一生，即是中国早年西域考察与研究史之缩影，其中的艰难困苦自不必说。而在黄文弼的背后，我们还看到了胡适与黄文弼及西北科学考察团之间一段不能被忘记的故事。从早年间亦师亦友的交往，到黄文弼第一次参与西北科学考察后与胡适的交流，再到黄文弼与赫定在胡适面前的反目，直至抗战前后在胡适支持下黄文弼整理资料工作的艰难开展，我们总是能在黄文弼的背后看到胡适的身影。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对于黄文弼工作的扶持，实际上也代表了那个时代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学人对于新疆考古的关注和支持。 （本文系节选，详文见荣新江、朱玉麒主编《西域考古·史地·语言研究新视野——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