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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弼第一、二次西北考察时期与胡适的交往 1927年，随着西北科学考察团活动的开展，黄文弼的人生也发生了转折。这一年，斯文·赫定（Sven Hedin）来到中国准备开始他的第四次中亚探险。但是此时已经觉醒的中国学界，不会再容忍西方探险家在中国随意地进行考察活动。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北京大学教授刘复，作为谈判代表与赫定积极交涉，迫使赫定同意与中国学者联合开展考察活动。1927年4月26日，在刘复的协调下，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考察团同时设立理事会，以“监察并指挥”考察团事务。赫定为外方团长，北大教授徐旭生为中方团长。黄文弼自告奋勇参加考察团，负责考古工作。1927年5月考察团出发。黄文弼最初随赫定在内蒙古考察，此后又独自率队前往新疆进行考古工作，并于1930年秋返回北平。这是黄文弼的第一次西北考察。 在刘复等人积极促成此次西北科学考察之时，作为新文化运动另一位重要人物的胡适并没有参与其中。前面已经提到，胡适在1926年7月便启程赴英国等处游历。这次出国胡适收获颇丰。在英国参加会议期间，胡适到伦敦大英博物馆翻阅了英藏敦煌文书写本目录。在法国，胡适更是受到了伯希和的热情接待，在巴黎国家图书馆看到了大量的法藏敦煌文书。这次阅览英、法所藏敦煌文书的经历，使胡适获得了研究禅宗史及白话文学史的最为重要的材料。尤其是敦煌文书中所见的俗文学，构成了胡适撰写《白话文学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可以说，斯坦因、伯希和从中国带走的这些文书，也是胡适开拓新文化运动新境界的一种动力。有过这样一种经历，胡适理应会对西北最新的考古成果抱有浓厚的兴趣。 同样是满载而归的胡适与西北科学考察团，会有怎样一种邂逅呢？胡适1927年5月底从国外返回到达上海。他此后便留在上海，1930年底才搬家回北平居住，1931年1月出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而黄文弼也在1930年8月结束新疆的考察后启程返回北平。黄文弼在到达北平后不久，就激动地向胡适报告了其考察途中的见闻，他在1930年10月4日写信给胡适（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19页），奉上《荒漠中的迷道》一则，又提到计划写“穿大沙漠及攀登天山最高峰的故事”。在蒙古荒漠中迷途、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攀登天山，这一连串的探险经历，无疑给黄文弼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胡适1930年10月刚好在北平，黄文弼应是趁此机会向胡适呈送了《荒漠中的迷道》。可惜我们今日暂且没有找到这则文学作品，不知道黄文弼当日到底是怎样一种不平静的心境。 在描述自己考察经历的同时，黄文弼更是专门向胡适介绍了自己在新疆的重要发现。他在1931年7月19日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10-14页）。信中，黄文弼非常详细地向胡适讲述了他在出土文书中发现的一种新的西域语言文字，信后还特意附上了文书的照片。黄文弼称这几件文书是在托和沙赖（即今图木楚克市脱库孜萨来遗址）掘得。根据《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记载，黄文弼1929年9月6日在托和沙赖的“拱拜”（即墓穴）中掘得“经纸数块，长尺许”。这应当便是信中提到的文书。黄文弼认为这几件文书出土于古疏勒国地域，故根据玄奘《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将其推测为佉沙文（即疏勒文）。同时，受西方学界流行的“吐火罗语”说的影响，黄文弼又曾一度将此种所谓佉沙文称作吐火罗C。但他自己又否定了这种看法，认为不应当将西域语言称为“吐火罗语”，而应该使用焉耆语、龟兹语、于阗语、佉沙语的称呼。信中提到，黄文弼专门请教了曾长期在北大任教的俄国梵文学者钢和泰（Baron A. von Stael-Holstein）。钢和泰明确指出，黄文弼发现的这种语言文字，与当时欧洲人所发现的中亚语言都不相同。钢和泰是当时中国在这一领域最权威的语言学家。经过钢和泰的鉴定，黄文弼也兴奋地认为这是他在中亚考古方面的新发现，是他此次考察的重要成果。黄文弼也是及时地将这一新发现呈现在了胡适的面前。 关于在托和沙赖发现之新语言，黄文弼亦曾向赫定请教。他在1931年10月10日给赫定写了一封信（杨镰《亲临秘境：新疆探险史图说》，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170页），其中写道，托和沙赖出土文书“中国无人能识其字”，“特寄来请教先生”。由此看来，黄文弼在请教了钢和泰、胡适之后，依然不能解读这种语言文字。黄文弼曾委托钢和泰研究他发现的这几件文书，但从现在的情况看，钢和泰没有发表过相关的研究成果，或是当时未能立即解读。胡适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不得已之下，黄文弼去信向赫定请求帮助，大概是想通过赫定找到欧洲的语言学家，来解读这种语言文字。 有趣的是，围绕这几件文书，又生发出了一个新的疑案。解放后，黄文弼重新整理了他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周边的考古收获，于1958年出版《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在这本考古报告里，黄文弼刊布了四件龟兹语文书，并明确称这四件文书就是在托和沙赖古坟中掘得的。黄文弼认为文书出土地点是唐代的史德城，在龟兹西境，故推翻了之前佉沙文的观点，认定此文书所载语言为龟兹语。庆昭蓉先生注意到，这四件文书与法国、英国探险队在库车所获龟兹语寺院文书在内容和书写方式上都颇为相似，进一步推断这四件文书是黄文弼在库车买到的，所谓托和沙赖出土是黄文弼的误记（庆昭蓉《略论黄文弼所发现之四件龟兹语世俗文书》，载荣新江编《黄文弼所获西域文献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290-312页）。黄文弼究竟是否记错了文书出土地点了呢？笔者有幸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档案馆看到了黄文弼7月19日信所附的两张照片，照片中所见文书，与《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所刊载之文书完全不同。显然，黄文弼在编写《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时，将几件龟兹文书误记为托和沙赖出土。真正的出土文书没有收录到《考古记》中。庆昭蓉的推断是正确的。只是可惜当日苦心求索的黄文弼，最终没能寻找到正确的答案。 1931年8月2日，胡适与黄文弼又有过一次见面。胡适在当日的日记中记载：“下午小睡。黄文弼来谈。”之后在1931年9月16日，黄文弼又给胡适写了一封信（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9页），提到他从胡适处借到《宋高僧传》，并抄送钢和泰一份。这册《宋高僧传》，很可能就是黄文弼在上次见面时借来的。黄文弼还在信中提到《高昌专集》已经正式出书，同时印出的还有《赘言》。这些都是黄文弼在第一次考察结束后，经过一年时间整理出来的成果。黄文弼也在第一时间把这些成果呈送给了胡适。 1933年，黄文弼踏上了第二次赴西北考察的行程。只不过这次他是以政府教育部考察新疆教育文化专员的身份参加考察团，同时肩负起了监督考察团工作的使命。在这次考察过程中，黄文弼向教育部汇报了赫定在罗布泊及塔里木河一带挖掘古墓的情况。中国铁道部部长顾孟余电报责令赫定将其发掘所得文物交给黄文弼。此后，新疆督办盛世才亦曾禁止赫定携带文物出新疆。但最终赫定还是想方设法将这些文物带回了北京。黄文弼也与赫定就此交恶。而两个人的当面交锋却恰恰是在胡适主持的宴会上。1935年3月11日，赫定抵达北京。3月14日，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和中国地质调查所举办了盛大的宴会。作为考察团的重要成员，黄文弼自然也被邀请参会，但令黄文弼始料未及的是，赫定用了一种非常极端的方法来表达他对黄文弼的愤慨。据赫定记载，当天赫定找到了宴会的主人胡适，告诉胡适要么黄文弼离开，要么赫定离开。赫定将这个难题抛给了胡适。赫定是考察团的团长，亦是当日宴会的主宾，赫定离场宴会也就办不下去了；而黄文弼则是胡适的晚辈。胡适仓促之间恐怕未必了解赫定与黄文弼不睦的来龙去脉，无奈只得向黄文弼提出，要么在全部宾客面前公开向赫定以最充分的方式道歉，要么就退场。黄文弼选择了离开。幸好从日后的交往看，这次的事件并没有影响黄文弼与胡适之间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