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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军事成败：延安时期读谈拿破仑 延安时期，拿破仑的形象，在毛泽里眼里发生一些变化。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阐发抗日战争方针的过程中，拿破仑作为军事统帅的形象在毛泽东眼前凸显出来。 拿破仑一生几乎是在“马背”上度过的。他一共指挥了大小50多个战役，这个数字大大超过了此前西方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军事统帅。长征结束后，毛泽东笔下第一次出现有关拿破仑的事，却不是用兵，而是用笔。他在1936年12月写给女作家丁玲的那首《临江仙》里说：“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这里引用的是拿破仑的名言，即“一支笔胜于三千毛瑟枪”。三年后，他在题为《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的演讲中再次说：“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末，事情就好办了。拿破仑说，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但是，要是没有铁做的毛瑟枪，这个笔杆子也是无用的。你们有了笔杆子，再加一条毛瑟枪，根据拿破仑的说法，那末，你们就有三千零一支毛瑟枪了。有了这，什么帝国主义也不怕，什么顽固分子也不怕。有了这，这些狗子敢来咬一口吗?”【《毛泽东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57页。关于拿破仑的这句名言，孙中山曾有类似引用。1922年8月24日，他在《与报界的谈话》中说：“今后奋斗之器，不以枪而以笔。常言谓：一支笔胜于三千毛瑟枪”。1922年10月17日在《致(觉民日报)函》中，他又说：“拿氏谓：‘报纸功力胜于三千毛瑟…。】在中国革命史上广为宣传且大有效果的“两杆子结合”思想，竟然是从拿破仑的一句话中引申出来的。 不过，对中国革命和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来说，“两杆子”中最要紧的还是枪杆子，即怎样指挥“毛瑟枪”来打败敌人。为了研究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在1938年精读了德国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每天读了多少页，他都记下来，时间是1938年三四月问。【《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282—283页。】此后，毛泽东又专门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集体阅读这本书，还请懂得德文的何思敬直接从德文原版译出来，译一章讨论一章。 正是在精读《战争论》的过程中，毛泽东对拿破仑的军事指挥艺术有了更多的了解。克劳塞维茨参加过欧洲反法联盟对拿破仑的战争，他研究了1566年至1815年间所发生的130多个战例，并总结了自己所经历的对拿破仑的几次战争的经验才写成《战争论》。该书对毛泽东影响很大的观点除他经常引用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外，还有战略上最重要的准则是集中优势兵力，防御和进攻是互相转化的等等。据参加《战争论》读书小组的莫文骅回忆，当时讨论得最多最热烈的是集中兵力问题。毛泽东说：“克劳塞维茨的作战指挥实践不多，但集中兵力问题讲得好。拿破仑用兵重要的一条也是集中兵力。我们以少胜多也是在战术上集中比敌人多5倍到10倍的兵力。”【莫文骅：《永不磨灭的怀念》，《缅怀毛泽东》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66页。】 拿破仑在20年问，曾指挥法国军队同几乎整个欧洲的军队作战。虽然在兵力上处于劣势，但是在绝大多数的战役中都取得了胜利。从指挥艺术上讲，最突出的原因就是毛泽东说的集中优势兵力。集中优势兵力，对军事统帅来说似乎是个常识，但在兵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如何集中兵力，并且能够打败强敌，却不是一般统帅能够办得到的。拿破仑指挥的奥斯特里茨战役可称为经典。当时，法军有7．3万人，俄国和奥地利联军有9万人。拿破仑以1万法军吸引联军4万人，集中6万人攻击5万联军，结果大胜，第三次反法同盟瓦解。对这样的战役指挥，毛泽东习惯于从辩证法的角度作分析，认为客观事物的矛盾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动的、附条件的、可变动的，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拿破仑的多数战役……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91页。】“为什么拿破仑一生的战争大都与胜利联系着，而滑铁卢一战却军败身俘一蹶不振呢?”原因就在于“过程就发生矛盾，而且矛盾互相依存又互相变化”【毛泽东在延安“抗大”的讲授提纲(1937年8月)。】。 关于拿破仑军队的战斗力来源，毛泽东后来还从别的角度谈论过。比如，在军队作风上，他说拿破仑领导军队时，不许打人骂人【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的谈话记录(1968年6月21日)。】。在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上，毛泽东认为：“热武器，能打八百公尺的步枪，只有几百年的历史。拿破仑的军队就是使用这种步枪的。恩格斯说，因为有了步枪这种武器，法国军队的组织就改变了，战斗力大大加强了【恩格斯的这个观点参见《反杜林论》。原文是：以散兵和步兵纵队的配合为基础的这种新的作战方式，“被拿破仑发展到了完善的地步。这种作战方式之所以成为必要，首先是由于法国革命的兵士成分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作战方式还需要两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前提：第一，格里博瓦尔设计的较轻便野炮架，它使野炮能以现在所要求的速度转移；第二，1777年法国采用的按照猎枪仿造的弯曲的枪托(以前作为枪管的延长部分的枪托是直的)，它使射手能够向某一个人瞄准而不会屡击不中。如果没有这些进步，那末使用旧式武器是不能进行散兵战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12页。】。拿破仑之所以能横行欧洲，在军器上的原因，就是这个。在政治}二是因为他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所以法国农民愿意跟着他打仗”【毛泽东会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和夫人的谈话记录(1964年2月9日)。】。 但是，当毛泽东把目光从历史的大过程收回到具体的战场，拿破仑指挥的入侵俄罗斯的战争，在毛泽东笔下，则成为优势与劣势、进攻与防御相互转化的一个反面例证。 拿破仑入侵俄罗斯的战争，第一阶段(1812年6月至9月)是法军进攻，俄军败退，直至莫斯科沦陷；第二阶段(1812年10月至12月)是法军退出莫斯科，俄军开始反攻，到法军被彻底击败，退出俄境为止。在1938年5月的《论持久战》中，为强调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不要轻易讲战略决战，毛泽东提出要勇敢地采取“以土地换时间的正确的政策。历史上，俄国以避免决战，执行了勇敢的退却，战胜了威震一时的拿破仑。中国现在也应这样干”。【《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7页。】这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论新阶段》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发挥说：历史上的战争有一个阶段就完结的，例如1905年的日俄战争，只有日军进攻，俄军败退，就结束了。还有一类战争，“虽则两军强弱不同，但弱者善于利用其他优良条件，给以正确指导，故于退却之后，接着反攻，战胜敌人”，因此是“以两个阶段宣告完结。例如法俄战争，拿破仑从进攻到退却，俄国从退却到反攻，双方都有两个阶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77页。】原先占优势的一方之所以会从进攻转向防御，原因是“占地越多，危险也越大，如拿破仑，如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东方反法西斯大会上的讲话(1941年10月)，《解放日报》1941年10月31日。】。 为捍卫和扩大法国大革命的成果，拿破仑率领他的军队踏遍欧洲大陆，并建立了许多“卫星国”。但正如毛泽东所说，此时的拿破仑，“占地越多，危险也越大”。当拿破仑在1812年把战争之剑指向妨碍他主宰欧洲的主要障碍俄罗斯的时候，战争的转折点出现了。无论对正在艰苦卓绝进行抗日战争的中国人，还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同盟国，发生在拿破仑对外战争中的这个转折点，都格外有现实的启迪意义。毛泽东在一篇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的文章中，就从1812年拿破仑兵败莫斯科，联想到了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历史好像在一模一样地重演，相隔100多年的两场国际战争的转折点居然在同一个地方发生：“拿破仑的政治生命，终结于滑铁卢，而其决定点，则是在莫斯科的失败。希特勒今天正是走的拿破仑道路，斯大林格勒一役，是他的灭亡的决定点”。【《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88页。】 100多年前的俄国人，是怎样战胜强大的拿破仑军队的呢?解释其中缘由，对正在领导敌后抗战的中共领导人来说，尤其具有现实意义。抗日战争初期，党内外不少将领比较轻视游击战。毛泽东、朱德和陈昌浩、刘亚楼、萧劲光、郭化若等人经过反复讨论，撰写了一批关于抗日游击战的文章。1938年7月，延安据此印行了一本署名“毛泽东等著”的《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在这本书中，专门用俄军打败拿破仑的战例，阐述了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开展游击战的重要性： 1812年9月，法国拿破仑以气吞全欧之势，率领十万步骑炮的大军侵入俄国。当时在俄国弱而无备的正规军实行集中之前，主要的是用坚壁清野与哥萨克骑兵及一部分农民自卫的游击队，节节妨碍法军的前进。在鲍诺丁之役，俄军战无结果之后，断然放弃莫斯科，重整兵力，而以各五百人的九个游击支队，加上广大的农民自卫游击队，不断扰乱，疲惫与打击法军，使其再不能进展。10月，法军因冻饿受困不得不实行退兵之时，沿途的游击队大大地起来，配合正规军的战略反攻，截击和追击敌人，打败法军，使雄绝一时的拿破仑大军几于全军覆灭。游击队俘获不少的官兵，缴来不少的枪炮。俄军的这一全胜战，虽然有它当时制胜的各种条件，主要的还是依靠俄国的正规军，然而游击战的作用是极其伟大的。 1938年，延安还印行过署名“朱德、毛泽东著”的《游击战讲话》，里面再次引证了1812年俄国抗法战争中农民参加游击战的史例，还充满感情地描述说：“当时俄国的农民奇击的功劳是不小的。这些武装的农民非常勇敢，胸上佩着卜字架，手里挥着农具，来参加最悲壮的战斗。他们的奇击，简直使得当时法国的军队一睡一饮之无暇，周章狼狈，流离败窜。”【在其他八路军将领单独发表的著述中，谈到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性，也常常援引俄国抗法战争的经验。1938年朱德在延安出版的《论抗日游击战争》一书，明确提出抗¨游击战“是争取这一战争最后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例证就是1812年俄国抗法战争时，“由农民和小部队的军队混合编成的游击队或单由农民编成的游击队，竟然完全破坏了法国军队的后方工作系统，并且，使法军几乎饿死”。1938年10月1日，叶剑英在《国民公论》上发表的《以抗战经验说到当前战局》，详细叙述拿破仑军队在俄国遭受失败的过程后，进一步发挥说：“要进行广泛的群众动员、起来进行空室、清野。使在莫斯科对付拿破仑的办法，在中国的各市镇、各乡村，普遍地采用起来。”】一直到晚年，毛泽东谈到拿破仑的莫斯科之败，依然不无感慨：冬天不能度过俄国的严寒啊，也没有粮食，主要没有群众拥护，俄国人民不合作【毛泽东会见法国前总理德姆维尔的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4日)。】。 如果说，拿破仑在青年毛泽东眼里，主要是一个霸道的豪杰枭雄，那么，在延安时期的毛泽东眼里，拿破仑则主要是一个有战争智慧的军事统帅。为着领导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对日作战，毛泽东从拿破仑以少击众的胜利中，汲取的经验是要善于集中兵力；从他以强击弱的失败中，看到的经验是游击战战略战术的妙用。这两点，事实上也是军事大家毛泽东此前和此后在敌强我弱条件下最为推崇并且娴熟的用兵之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