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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革命经验：新中国成立后读谈拿破仑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谈论拿破仑，其思考的主题，是总结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捍卫法国大革命成果并扩大其影响的历史经验。 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史上，法国大革命发生的时间虽然不是最早的，但其过程之复杂，形态之剧烈，、内容之彻底，影响之广泛，却无出其右，这是毛泽东感兴趣的原因。他说：“法国的革命比英国的复杂，反反复复，经过多次战争。”【毛泽东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的谈话记录(1961年9月23日)。】“在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的大革命开始了。但这个革命失败了。后来，就是帝制，拿破仑上台。以后又有几次曲折，时而共和，时而帝制；有革命，有复辟的，一直到19世纪后半叶的第二共和国。”【毛泽东会见几内亚、马里联合友好访华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68年5月24日)。】所以，“法国人的历史，我们感兴趣，特别是对法国大革命”【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的谈话记录(1973年9月12日)。】。 的确，越是复杂的历史事件，越是曲折的革命过程，也就越有经验可以总结。何况，中国革命所经历的复杂和曲折，早已浓郁地积淀在毛泽东的胸中，似乎等待着来自异国异代的典型人物，走进去扣发共鸣，实现升华。 当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挟带着热气腾腾的革命经验，出现在毛泽东的阅读视野时，他从下面两个方面突出感受到他们的价值：一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依靠的力量来自何处?二是这场革命的进步意义和它对世界的影响是什么? 先说第一个问题。 毛泽东的答案是基层群众。谈到拿破仑执政之前的情况，他推崇山岳党领袖罗伯斯庇尔，称之为“英雄”，还说：此人是个乡下小律师。到巴黎来结结巴巴，讲不出很好的巴黎话。他就依靠那个长裤党，穿长裤子的，就能够打败所有的敌人。【毛泽东会见法国外长舒曼的谈话记录(1972年7月10日)。】所谓“长裤党”，即来自法国底层的群众。这个说法，反映了毛泽东关于革命依靠力量始终是人民群众的一贯主张。 法国大革命时期最有力量的基层群众，当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政治成果之一，则是让农民得到土地．由此获得广泛的群众基础。大革命后期，拿破仑坚定地维护了这份政治遗产，从而使他的军队具有非凡的战斗力。对此，毛泽东多次谈到： 法国大革命时，保皇党是不愿意解放农民的。吉伦特的那个党也不愿意减租减息、分配土地。后来彻底解决法国农民的要求的是山岳党，罗伯斯庇尔。山岳党不是共产党，我看比好多共产党高明……我讲法国的历史就是说明要取得农民的拥护。【毛泽东会见束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谈话记录(1970年5月1日)。】 在政治上是因为他(拿破仑)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所以法国农民愿意跟着他打仗。【毛泽东会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和夫人的谈话记录(1964年2月9日)。】 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当然还是民主革命的性质。过去法国的拿破仑政府就曾经做过。为什么拿破仑的军队能够打遍欧洲呢?就是有农民的支持。当然，他是资产阶级，你们是共产党，性质不同。【毛泽东会见由黎笋率领的越南劳动党中央代表团的谈话(1966年11月8日)。】 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民主革命不可回避的内容，是衡量民主革命是否彻底的标志，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获取支持的力量来源。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法国大革命改变了拿破仑军队的面貌，他的士兵大部分是分得土地的农民，不少军官都出身下层，拥有很强的战斗力。恩格斯谈到普鲁士在拿破仑军队的进攻下节节败退的原因时指出：“依靠经常处于被逐出自己家园的威胁之下的服徭役的农奴子弟，是无法战胜自由的、占有土地的法国农民的子弟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3页。】这个说法，也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相吻合。 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主要是土地问题，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谁就得到农民的拥护，谁得到农民的拥护谁就得到中国。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就是按照这个历史逻辑来做的，并且一直把拿破仑的做法作为一个成功的例证。例如，中共中央1927年4月发表的一个宣言指出：“若不经过农民革命，革命的民主主义的政权是不能够建设的。法国农民拥护拿破仑20年，是因为法国大革命对于农民给了一个改善的办法。”“法国农民帮助拿破仑战胜封建的欧洲。中国的农民将拥护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使中国脱离帝国主义与军阀的统治。”【《中国共产党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1927年4月20日)，《向导》第194期，1927年5月1日。】 早在1925年就提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的毛泽东，更是经常谈到拿破仑与农民的关系以及中国共产党从事土地革命的必然性。据美国记者自修德回忆，毛泽东在延安和他淡话时，便“精确地论述西欧的土地占有情况和封建主义以及在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把土地归还农民的进步意义”【自修德：《不可磨灭的印象》，阿古拉泰主编：《一百个名人眼里的毛泽东》，青岛出版社，1993年，第428页。】。新中国成立初期曾大规模地进行土地改革，为说明这场运动的性质，毛泽东提出：分地给农民，是把封建地主私有制变成个体农民私有制，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拿破仑也分过。【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1964年8月18日)。】他还比较了一些西方国家在民主革命中进行土地改革的不同情况，认为英国资本主义侵入农村破坏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并不是我们这样的土地改革；德国、意大利比英国还不彻底，还保存了许多封建遗踪；日本封建土地制直至日本投降后才由美国人进行一种极不彻底的“土地改革”；大都和我国现在这样先进行土改，后发展工业的情况不相同。“资本主义国家，只有法国在拿破仑第一时代及其以前比较彻底地分配了±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425页。】意思很明显，在西方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经验的比较中，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做法，是最彻底的，因而也是最典型的。 再说第二个问题。 毛泽东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进步意义的推崇，在新中国成立后一以贯之，这反映在他对法国大革命具体过程的描述之中： 法国1789年到1799年革命，开头是搞民主，但要皇帝，搞君主立宪，是改良主义。到1791年，皇帝也维持不下去了，想跑到东部去找保皇军，到中途被抓回去了。你要跑，又要投降敌人，1793年就把皇帝杀了。这一下，就把欧洲惹翻了，因为欧洲国家大多有皇帝，就引起国际干涉，英俄组织五次反法同盟军，占领了土伦。保皇派军官也跑到外国去了。后来才解决了土地问题，当然不像我们的土改，并组织了国民自卫军。【毛泽东晚上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一些军队领导同志谈话记录(1968年6月3日)。】 罗伯斯庇尔资产阶级左派专政时，法国扩大到了莱茵河流域。那时，法国完全孤立，英国、荷兰、西班牙、比利时、俄国都起来反对法国政府，反对法国大革命。【毛泽东会见由意大利共产党(马列)中央政治硒委员奥斯瓦尔多和迪诺组成的意大利共产党(马列)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68年8月13日)。】 砍了路易十六的头，全欧洲都攻你们，全欧洲联盟都进攻你们。说你们把国王杀了，犯了大罪啊。欧洲的国王一齐来反对你们。对卖国贼，杀得好。【毛泽东会见法国外氏舒曼的谈话记录(1972年7月10日)。】 对改变全世界的政治形式，法国的影响很大。我所说的形式，就是说君主制改变为民主制。那个时候，整个欧洲都反对你们，打到巴黎附近。总之后来罗伯斯庇尔、拿破仑把所有的包围圈都打破了。【毛泽东会见法同前总理德姆维尔的谈话记袋(1970年10月14日)。】 这些谈话，传递的中心意思是，法国大革命最根本的贡献是把封建君主制变为资产阶级民主制。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随后又成为统一的等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大革命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是当时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进步。唯其如此，这场革命无论是在法国内部还是在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之间，都以罕见的冲突形式向前滚动。在国内，有革命派与保皇党的斗争；在国际关系上，有五次反法联盟的围攻；即使革命阵营，也有左右之争。在如此乱局中，拿破仑脱颖而出，也就势所必然。革命年代需要并能够创造出这样的强势英雄。拿破仑在国内捍卫和巩固大革命的成果，在国外打破欧洲各国的包围，也就有了非他人所比的进步意义。法国大革命这种典型过程，也从一个角度让人想起中国革命的剧烈而曲折的进程。这或许是毛泽东反复同人谈起法国大革命过程，肯定拿破仑的兴味所在。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意义还不止此。拿破仑称帝，搞军事独裁，确有为后人诟病之处。但恩格斯仍然认为，拿破仑帝国是“法国革命的最后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5页。】。在这个阶段，拿破仑军队所到之处，客观j二就像清扫肮脏的牛圈一样，使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和各国贵族僧侣们的封建统治土崩瓦解，由此“修筑了文明的交通大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14页。】。毛泽东正是从这个角度，肯定了法国大革命这艘携带暴风雨的船，在拿破仑的操纵下，从两个方面为欧洲“修筑了文明的交通大道”，一是推翻封建制度，二是促进小国林立的民族地区变成统一的大民族国家： 法国人，把欧洲的封建制度扫得差不多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拿破仑的前一段都是肯定的。【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的谈话记录(1973年9月12日)。】 19世纪初，意大利有十几个国家，是经过战争统一的。开始是加里波第从西西里岛向北打。后来拿破仑把北部统一了，这也是个贡献。拿破仑一倒台，各国又纷纷“独立”，后来是资产阶级统统把这些王国削平，把意大利统一了。【毛泽东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马列)代表冈的淡话记录(1968年8月13日)。】 拿破仑使欧洲一些国家变成大民族国家，也起了作用，德国、意大利，原来分成许多小国【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的谈话记录(1970年5月11日)。】。 在留给后人的政治遗产中，拿破仑本人最为看重的，是他主持起草并以他的名字传世的《拿破仑法典》(《法国民法典》)。在最后的岁月里，他曾说过一段名言：“我真正的光荣并非打了40次胜仗，滑铁卢之战抹去了关于这一切胜利的记忆。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人忘却的，它将永垂不朽——那就是我的民法典。”【俞曾元：《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4页。】恩格斯也高度评价说，《拿破仑法典》“总结了革命的全部法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35页。】。今天的法国人不是因为拿破仑打了许多胜仗才称他是“天才”，是因为他有自己的政治思想，他的政治思想主要凝聚在这部法典当中，并成为法国人现行宪法和制度框架的基础。对此，毛泽东也是欣然认同的，并且不只一次地补充说：“拿破仑研究过罗马法典，他搞了个拿破仑法典”【毛泽东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马列)代表团的淡话记录(1968年8月13日)。】。“罗马法典，他也读过啊。他所以能创造法国的法典，就是因为他读过罗马法典。”【毛泽东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穆萨•特拉奥雷的淡话记录(1973年6月22日)。】在这两次谈话中，毛泽东还以自己没有研究过《罗马法典》和《拿破仑法典》而引为憾事。 走笔至此，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谈论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都出自会见外国来访者的场合。原因说来简单，这与他当时对世界形势的判断有关。他的判断有一条主线，就是革命与战争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实现民主革命的运动，最为他所关注。这是他不断同亚非拉国家一些政治家谈论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原因之一。譬如，他和委内瑞拉的客人说：“前些时，南非联邦共产党派人来中国学经验，我告诉他，资产阶级的革命经验我们也要研究，比如孙中山的革命经验、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经验，都可以作为历史过程加以研究。”【毛泽东会见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和巴西专家的谈话记录(1963年1月12日)。】他又和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讲：“要搞革命，需要了解几个国家的革命史，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德国革命。”在讲了法国大革命的具体过程后，毛泽东还补充一句：“我讲法国的历史就是说明要取得农民的拥护”【毛泽东会见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谈话记录(1970年5月1日)。】。毛泽东谈论法国革命经验的针对性，不言而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