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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些中国人杜撰出一种说法，说西方文化是物质的，中华文化是精神的。人就是贵有精神。所以中华文化才是最具有人性的文化，是更高等的文化。 胡适很不客气地说：“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运用自然界的质与力的作品，没有一种文明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胡适又说：“精神文明必须建筑在物质的基础之上。提高人类物质上的享受，增加人类物质上的便利与安逸，这都是朝着解放人类的能力的方向走，使人们不至于把精力、心思全抛在仅仅生存之上，使他们可以有余力去满足他们的精神上的要求。”胡适批评中国的圣贤们往往过分片面地强调精神生活的重要，要人们鄙视物质生活，提倡安贫乐道。而同时，却容忍贵族、官僚、富人们穷奢极欲。其说教带有明显的欺骗性质。胡适要求人们正视物质生活的基本重要性，努力创造更好的物质生活，在此基础上，一步一步提高精神上的追求。 有人说，物质文化要向西方学习，精神文化也要向西方学习，那岂不是全盘西化了吗？ 事实上，胡适确实背负“全盘西化”的罪名达半个世纪之久。我因为做胡适研究比较早，因此也是为他洗脱罪名比较早的人。早在1980年代前期，我就指出全盘西化只是反对折中论的提法，绝不是完全以西洋文化代替中华固有文化的意思。而且，胡适早已发现这个提法易使人误解，所以他曾郑重其事地公开声明，放弃全盘西化的提法。胡适的真正意思，是不赞成主观地为中西文化交流设置界限。以往所谓只可学其技术、工艺，或只可学其物质文化，或设置所谓中体西用的框架等，都是不必要的。胡适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两种文化互相交流，千千万万的人通过自己的实际体验，他们会慢慢明白什么是他们所需要的，什么是可以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的。好的东西他们自然会吸收，不好的东西他们会舍弃。许多保守的人们总是担心，要不为中西文化交流设置界限，中华文化固有的许多宝贝，甚至中华文化的本根都会丧失掉。胡适理解保守主义者的苦心，他向他们指出：“各方面文化的激烈变动，终有一个大限度，就是终不能根本扫灭那固有文化的根本保守性。这就是古今以来无数老成持重的人们所恐怕要陨灭的‘中国本位’。这个本位就是在某种固有环境与历史之下所造成的生活习惯，简单说来，就是那无数无数的人民。那才是文化的本位，那个本位是没有毁灭危险的。物质生活无论如何骤变，思想学术无论如何改观，政治制度无论如何翻造，日本人还是日本人，中国人还是中国人。”胡适的这个见解非常重要。这一方面是一种极其深刻的文化见解，一方面是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许多人自炫如何热爱本国文化，对本国文化如何自信，其实，不肯用真正开放的文化心态对待中西文化交流，害怕自由交流、互相碰撞的结果会导致中华文化的毁灭，这哪里还有自信心？ 所以，胡适主张民族文化的自信心，要建筑在自觉反省的坚实基础之上。这个反省，第一，要承认文化是整个名族集体创造的，所以文化的本根在“那无数无数的人民”，这个本根不可能被毁灭。第二，要正视本民族文化的短处和西方文化的长处，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这是最聪明的做法。相反，讳疾忌医，自欺欺人，只能导致自身的衰败。正因如此，胡适认为凡真正有志于发展中华文化的人，都应该注意反省本土文化的缺点、弱点，多注意西方文化的优点和强点，取长补短，这才是真正的中华文化的复兴。 我在这里要特别向大家说明一点：胡适在国内经常批评固有文化的缺点，致使一些人误解胡适崇洋媚外，这是天大的冤枉。凡是对胡适多少做过一些研究的人，在我们比较了解胡适的学者圈内，有一个很平常的知识，可以说是关于胡适的A、B、C。这是什么呢？就是胡适虽然在国内经常严厉地批评中华文化的种种缺点，但在国外，作同样题目的讲演时，他却只是大讲中华文化的种种优点。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任何人对此有兴趣，想知道个究竟，请你看看胡适在美国所作的讲演，有英文本，也有不少已经翻译成中文的，仔细看看就知道了。胡适的这种态度，是由他的使命感决定的。他毕生都致力于中西文化的结合，以创造中国的新文化。为此，他自己担起让两种文化密切接触，互相切磋，互相补充，互相融通的责任。而这必须使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使中国人了解西方文化。胡适在中国、外国以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角度来谈中国文化，其良苦用心在此。 文化的发展，开新与守成交互为用。在守成的基础上开新，在开新中兼顾守成。开新不只是概念、词句的开新，应该具体地了解、研究新的东西，外来的东西，看它究竟是否适合我们的需要。适合的，人们自然会接受，久而久之，就融入中华文化之中了。守成的人，也不能只是一味地保守旧东西，一味地排斥新东西。一方面对旧东西要整理研究，要推陈出新。一定要借鉴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像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学者，他们就是用新方法整理研究旧文化的代表人物。他们与胡适之间从未发生大的矛盾，他们的基本方法都是相通的。所以中华文化的开新与守成，是一体两翼的关系，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都应严格按照科学方法来从事实际的研究，发扬固有文化的优秀的东西，尽量吸收西方文化一切有益的东西，达到开新与守成的目的，共谋中华文化的复兴。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会长、胡适研究会会长、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理事长等职。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