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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未完成的改革 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现代化角度说，乃是使中国走向了国家发展的常态。邓小平作为这条道路的主要创立者，为它搭建了框架，并提出了方向。但是，由于年龄和实践的关系，邓小平不可能去完成这个过程，这只能留给他的继任者去完成和完善。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和能力的现代化，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化和发展。它用更明确的语言宣示和表明邓小平道路的现代化性质。 然而，就中国当下的国情而言，要推进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法治必须先行。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虽然制定了无数法令，但这些法令只是用来治民而非治官的，尤其是最高统治者总是作为例外而免受法令的约束与处罚。所以，古代中国只有人治而非法治。这种情况一致延续到改革前，“文革”的“无法无天”对人权和国家的破坏之大有目共睹。 深受没有法治之害的邓小平对此也深有体会，故在其复出后，一直强调要加强法制建设。对“四人帮”的审判就是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的。拨乱反正不仅是对过去错误的思想理论和路线的清理，也是法律和秩序的重建过程，是使国家重新走向常态发展的过程，这个常态发展与过去的最大区别，就是中共的执政要依法，政府管理要依法，社会各方面都要依法而行，国家的秩序受到法纪保障。 在法制建设方面，改革以来取得了很大成就，用官方的语言说，中国初步建立起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依法治国有法可依非常重要，但有法并不等于就是一个法治国家，还存在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以及法律本身的公正性等问题。在上述几个方面，我们还存在很大缺陷，就是在有法可依上，也存在法律不健全的问题，这就是今天中国特权盛行，大小“周永康们”不断出现的原因。 法治的要处，在于法律之上没有党派、政权和特殊公民，法律的制定是以公民而非权力意志为准绳，不通过审判不能随意给一个公民定罪。不如此理解和践行法治，就不是真的以法治国。 如果说法治建设是当务之急，那么，经济改革无疑是当下中国改革的重点。自改革以来，经济改革就一直占据着主要地位，也确实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它也有很大的再改革空间，尤其是近十多年来，经济方面有实质意义的改革举措推出不多。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关口，经济改革如果不能深入，就会半途而废。 经济改革最重要的是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如何使市场在经济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今后经济改革的难点所在。市场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但它的决定性作用，则需要通过实实在在的制度安排来予以体现。 就影响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并体现市场作用而言，当下乃至今后可见未来的改革，应该把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改革中国的计划体制和行政审批体制，下放和取消非必要的行政审批，转变政府职能。需要强调的是，本届政府到目前为止，虽然取消和下放了一大批行政审批权限，但是保留的行政审批依然很多，而且这些行政审批都是具有利益刚性的，但它恰恰束缚市场主体积极性的发挥；另一方面，中央下放的很多权力，被各级地方所截留和继承，凡此种种，对市场都是约束。在这方面，必须有大胆的突破。 二是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要真正做到有利于民企参与对国企的改造，而不是借机为国企脱困，或者反噬民企。中国的国企改革一直是一大难点。通过上世纪90年代的“抓大放小”后，目前的国企虽然日子比过去好过，一些国企尤其是垄断国企成为巨无霸企业，利润和市场双丰收，但仍有很多国企处于困难之中。如何使国企改革做到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同时使国企有益于全体国民，是经济改革乃至中国改革的一大挑战。 三是财税体制改革必须有实质推进。财政体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杠杆。财税体制中的公共财政和预算改革，以及央地分配关系，又尤其重要。它们不但于经济起促进作用，而且于反腐、民主、环境保护乃至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建立，作用都很重要，甚至是突破口。例如，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下，预算改革对政治改革和民主化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此外，金融体制改革也是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大力推进。没有金融体系的强大不可能有经济的真正强大。金融体系改革，重点应放在减少金融管制，激发金融创新，在金融企业建立现代治理制度，以及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和做大做强资本市场等方面。 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做依托，是不可能彻底的。从中国的情况看，越往后，经济改革受政治的羁绊越大。不仅如此，事实上，一些经济改革举措从形式而言属于经济改革，但就其所起作用及内容而言，却是不折不扣的政治改革，所以，经济改革要成功，必然触及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与自由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体制。这个体制既然促进市场自由和人权，又能有效维护社会秩序。 改革以来，中国的政治改革也有很大进展，但相对来说，政改的步伐还是缓慢，许多政改措施没有推出来，或浅尝辄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