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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留给葛兆光这一代人的选择并不多。 1960年代初，10岁出头的葛兆光随父母从北京下放到贵州黔东南地区，初中毕业被上山下乡大潮裹挟去苗寨呆了三年多，差不多整个1970年代先后在砖瓦厂、农药厂和供销社当工人，直到国家恢复高考，才通过考上北大回到北京。1984年从北大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后，葛兆光去到扬州师院历史系，一待就是8年。1992年再度返京入清华，又15年后，回到出生地上海，组建复旦文史研究院，操劳6年，终于在去年6月辞去院长冗务。从1978年入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这是当年北大在贵州招生的惟一一个名额）至今，从古代中国的宗教史研究到思想史研究，再到如今的“从周边看中国”，葛兆光只做了一件事：钻故纸堆。这一钻让他钻出了一部部厚重的学术著作：《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史》、《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也让他的视力严重受损，历3次视网膜手术，勉强保住右眼。这样一位认真的学者，多年来以其扎实、严谨的治学态度，不断思考、开拓的问道精神，向学界、学人传递着坚定、沉稳的力量。 读书报：能否介绍下您今年的著作《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在国外获奖的情况？ 葛兆光：《想象异域》这部书，获得东亚出版人协会的“2014PajuBookAward”中的“著作奖”（Writing Prize），10月初在韩国坡州举行了颁奖典礼。获奖本身不重要，但是，让我很高兴的是在韩国获奖，说明这本依据朝鲜汉文史料，讨论朝鲜燕行使者观察中国的著作，在韩国学界也得到认可。特别让我期待的是，目前一位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的教授，正在翻译这部书，希望这本中国学者的书，能够引起韩国学界的反应。 读书报：从《禅宗与中国文化》，到中国思想史研究，再到“从周边看中国”，既反映了您治学研究的路径，也反映了您思考的路径。您怎么概括这条治学之路？ 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是1986年出版的，我刚刚硕士研究生毕业两年，写得很不成熟。不过，这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热”大背景下的作品，主要反映的是那个时代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复杂心情，也反映那个时代中国学者对禅宗历史与文化的矛盾看法。有人说，我每十年学术重心有一个转移，第一个十年是禅宗与道教，第二个十年是思想史，第三个十年是东亚与“中国”，也许有一点儿道理。不过，我更觉得“形势比人强”，从根本上说，这是学术情势转移，让我个人的学术重心在不断变化：先是八十年代“文化热”中形成的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让我一进入学术世界，就有某种对政治、历史和文化的关怀，因此，总是试图通过传统宗教史研究表达对现实的看法；接着，是九十年代的中国巨变，让我不得不沉潜于学术，通过古代思想史研究来体现自己的思想批判，试图重新理解中国这个复杂的，也是不断变动的思想世界，究竟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然后，则是面对中国在东亚的处境，研究这些来自周边、国际和内部的重重困境，究竟它的传统背景和历史渊源是什么？也希望反思，现在对我们这个“中国”，究竟应当怎样来重新认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