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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海建教授的新著《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3月）引起读书界的关注和好评，编辑的推荐语之一就充满了卖点：六君子被捕，张之洞为何独独营救杨锐一人？张之洞为何给青年梁启超开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薪？封疆大吏如何搜集京城及重要口岸的政治情报？同情变法的地方实力派为何不支持康、梁？地方官员怎样维护京城人脉关系？从朋友到敌人，张之洞心目中的黄遵宪？张之洞为何给青年梁启超开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薪？书生议政参政为何总是结局凄惨？老官僚如何不露痕迹地算计官场新秀？……细心读完全书，不仅知道这些诚非虚语，且会发现更多颇有意味的细节，对这段历史会有更多的追问和不无意义的推测、想象。 尤为值得称道的是，“为了使读者能更多地了解、使研究者能更广泛地利用这批史料，我采用了‘阅读笔记’的写作方式，以能较多地发表史料，并加以详细的注释”（导论）。这是史学研究中的职业美德，与藉权力或关系之便垄断史料者更有霄壤之别。在史料的发掘、解读过程中，作者随时援引前人已有论述，客观评述其得其失，既不掠人之美，亦不隐其疏谬。如关于孔祥吉发现的“百日维新密札”，既一再肯定该发现意义重大，同时也考定其作者应为杨锐而非李焜瀛（见166-174页）；甚至对写作时尚未读到的与论题相关之书，在注释中予以推介（如300页注释1）。 对这部“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在史料上的创获，有人认为，除了证实张之洞与杨锐的密切关系外，并无大的收获；或曰所论细琐，谈不出什么大的道理。但我认为史料发现的意义是否重大，并不全在史料本身，而更体现在能否引向新的研究角度。对此，茅海建在序言中已有明确表述，“这批史料给今人提供了观察戊戌变法的新角度”；综而论之，这些新角度主要是：一、从体制内部的张之洞集团的立场、对变法的态度来看康、梁变法的历史真相；二、站在康、梁之外的立场来认识这次改革运动，并察看康、梁一派在戊戌变法中所犯的错误；三、由此可以细化以往认识模糊的历史细节，尤其是历史关键时刻的一些关键内容，更为客观地总结戊戌变法的失败原因（第4-5页）。通过作者对这批张之洞档案的解读，这些新角度的确被深刻地揭示出来。如第一章通过对“张之洞之子张权，之侄张检、张彬的京中密信”的详细解读，作者最突出的感受是，张之洞一派与康有为一派在政治上的对立“不仅是学见、政见的差别之所致，更是政治力量对比的强弱之所致——他们并不看好康有为一派的政治前景”（130页）。第四章考察张之洞与《时务报》《昌言报》的档案史料，更进一步厘清了康有为一派在政治上的孤立局面，重要的是许多主张改革的大臣都对康有为实行不同程度的抵制，“百日维新”的命运也就由此可知。又如第三章的“余论”，从张之洞与京、津、沪之间的来往密电而“窥见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诸多内部场景：在戊戌政变之前，北京的政治局势已是相当紧张；而政变之后，因无准确之情报，当时即有多种版本的政变起因，并流传至今。……密电中的许多具体内容虽未必可靠，但却可以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的官场政情和舆情”（231页）。许多看似细碎的史料，其隐含的意义需要认真发掘。作者自言，“‘张之洞档案’中有一些机密性的文件，可以直接说明戊戌前后诸政事之内情；另有一些零散的文件，本身似不能说明什么，但若与其他文献相对照，亦可以解开戊戌前后的诸政事之内幕。这一类政事一般不算太大，且较分散而无连续性，易被忽略；但其对历史的发展经常起到相当重要或非常微妙的作用……”（428页）在今天解读这些清末的政治秘闻，最重要的落脚点还是从看清戊戌变法过程中各派政治力量的博弈真相而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历史走向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总的看来，当时张之洞的稳健改良主张更得开明的地方大员认同，而康、梁的维新主张既以其激进而失去体制内改革派的支持，更因缺乏政治实操能力而失败。作者的感慨是，“如果张之洞入京辅政，他在《劝学篇》中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很可能成为此期朝政的纲领；而他对康有为及其学说的敌视，会全力阻止康有为一派的政治企图。他对‘迂谬’理念的反感，也将会全力阻止极端保守派的政治反动。若是如此，清朝的历史之中是否就会没有戊戌变法和戊戌政变，没有义和团和庚子事变，而提前进行清末新政？”（74页）虽说“历史没有‘如果’，也容不下太多的假设”（同上），但是历史的偶然性正是在这里确凿地呈现出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