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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朝开始，在国家的基本法典《大明律》里，就专门设立了“讲读律令”的条文；在《大清律例》中，亦有同样的条文。此外，明太祖还颁行了《大诰》和《教民榜文》等，供人学习和了解。再者，读书人不仅要读《大明律》、《大诰》以及《教民榜文》等，而且科举考试也会考到相关法律。最后，在民间社会的乡饮酒礼上，还要宣讲皇帝的“六条”圣谕（语录）和相关法律。 必须指出，朱元璋之所以热衷于法律宣传，实际上并不是要依法保障臣民的权利，而是使他们成为匍匐在皇帝权力与淫威下的“顺民”，即遵守法律。俗谚“大明律当衣穿，一身是罪”，即生动地表达了这一意图。换言之，臣民熟悉法律，不去犯罪，即可远离法律，它与保护权利可以说是毫无关系；在这种语境中，如果臣民“权利”得到了些许保护，那是“意图之外”的反射效果，而非推行这一制度的内在意图。 到了清朝，康熙九年，皇帝扩展了顺治九年的六条圣谕，搞出了十六条，可谓面面俱到，将统治者希望老百姓遵守的行为规范或道德训诫予以详尽开列，以便民众遵而行之；到了雍正二年，皇帝还担心老百姓看不懂、不理解，又写了注解，使其变成了一万字的讲解文本，叫作《圣谕广训》。毋庸置疑，圣谕和附载的广训，表达了统治者对于帝国秩序的美好理想与崇高愿景。因此，它就成了全国官民人等必须“常常讲、月月读”的最高信条。 为了宣传圣谕和附载的《圣谕广训》，官方还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措施： 其一，在官府倡导并且参与的基层社会的乡约集会（通常是每月“朔望”各举办一次）中，即有宣讲《圣谕广训》的环节。乡约活动的参与者，基本上都是当地的老百姓；至于这一活动的主持者，就比较复杂了，有时候是当地的州县牧令，有时候是地方上的读书人，有时候是乡约，甚至还有从外地聘请来的职业宣讲高手。及至乾隆时期，在乡约集会时宣讲《圣谕广训》已经非常普遍，因为那是强制性的要求；据说，当时全国已有乡约多达二万余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