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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为了让老百姓理解《圣谕广训》的精神，有些地方官员还专门编写了讲稿，不但在每条圣谕下节录了相关的律例、故事以及案例，而且力求写得通俗易懂；不仅措辞恳切，而且婆婆妈妈，以使老百姓通晓明了。有时，光是白话文还不算，更有用当地俚语来编写的讲稿，在地方人士编写的讲稿中，这种情形比较突出。例如，在广东宣讲《圣谕广训》的讲稿，就用粤语来写。实际上，也有被翻译成满文、蒙文之类的文本，因为那样的话，就可以在这些地区进行宣传和推广了。可以说，它构成了一整套宣讲《圣谕广训》的体系。 其三，清代老百姓的识字率不太高，因为教育不像现在这么普及。据说，当时的识字率大约在20%；妇女的识字率更低，估计不会超过10%。就此而言，宣传《圣谕广训》的讲稿写得再通俗，妇孺还是看不懂，怎么办呢？于是乎，有人就想出了办法，给圣谕配插图，以使妇孺能看，也方便识字者讲解。也就是说，妇孺看了插图，如果不懂的话，就会问识字者：这幅画里讲了什么？然后，识字者就可以解释给她们听。因此，给圣谕配上图像，既是为了便于传播皇帝的圣谕，也是为了便于宣传法律。例如，早在康熙年间，安徽省繁昌县的知县梁延年，每逢朔望之日召集士绅、百姓讲解圣谕，还给圣谕配了插图，即《圣谕像解》，受到了汀南总督和安徽巡抚的表彰，并上奏朝廷。 其四，不断宣讲《圣谕广训》，时间一久，难免令人腻味生厌。故而，设法“吸引”听众，乃是每一个宣讲者必须考虑的问题。在宣讲《圣谕广训》的实践中，一些民间作者以故事小说来演绎圣谕，其中还穿插了宗教报应的内容，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例如，晚清岭南著名的宣讲圣谕的作者邵彬儒，就编写了很多小说意味浓厚的讲稿，诸如《谏果回味》、《吉祥花》以及《俗话倾谈》等；其中，不乏宗教报应的内容。足见，以通俗化、故事化与宗教化的方式来演绎《圣谕广训》，无疑是吸引眼球的一个举措。宗教故事里的善恶报应，作为劝谕乡愚妇孺的手段，往往要比道德教条来得有效。汪辉祖在《学治臆说》卷下《敬土神》中说：“盖庸人妇稺，多不畏官法而畏神诛，且畏土神甚于畏庙祀之神。神不自灵，灵于事神者之心，即其畏神之一念，司土者为之扩而充之，俾知迁善改过，讵非神道设教之意乎？” 其五，在科举考试时，考生必须默写皇帝的圣谕。例如，钟毓龙在《科场回忆录》里写过一则故事，说是清代科考必须默写《圣谕广训》的某些条目，以检验考生平时是否熟读牢记。钟毓龙推测说：“当其初行时，想必人人熟读，然至余考时，则何尝熟读，并其书亦未之知。”结果，唯有夹带抄袭，交卷了事。实际上，宣讲《圣谕广训》同样逃不脱被地方官与老百姓“虚应故事”的命运。 综上，从终极意义上来讲，帝制中国是一个人治社会。然而，为了确保官僚机构的有效运作，为了避免官僚的滥权行为，为了维持民间社会的礼法秩序，皇帝和官僚对于法律宣传很是重视，并采取了多种措施。但宣传法律的意图，乃是希望臣民守法。至于皇帝本身，则不受礼法的严格约束。 （作者为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