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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卫威的《“学衡派”编年文事》（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校对颇为辛苦，其原因在该书涉及大量的人名、时间、文章的原始出处需要核实。举例而言，该书完整征引了《史地学报》目录，由于当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学会”编辑《史地学报》的条件限制，致使《史地学报》的目录页与内页多有不尽一致之处，甚至文章的标题目录页有标识，而内文却付之阙如。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该书虽然引用大量材料，却不是史料的简单堆砌与罗列。该书以“学衡派”系列刊物——《学衡》《史地学报》《大公报·文学副刊》《国风》《思想与时代》——为主，将其放置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东北大学、清华学校／大学、浙江大学的场域下进行考察，“串联五个报刊，以文为主，成员随之”。行文采用年谱的形式，凡人事活动与此有关联与脉络者，尽皆取之，逐次编排，以此彰显“学衡派”作为一脉思潮在现代文化史上的远因前缘与流变。 历来研究“学衡派”的学者都极为重视吴宓主编的《学衡》杂志，因为吴宓所谓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在这本刊物里面都有体现，因此说《学衡》呈现为文化保守主义的特质，已为学术界广泛认知。可我们若把眼光稍稍下沉，发现《学衡》在文化保守主义的特征下面也有各自矜持的不同点。以《学衡》“文苑”栏为例，按照作者在书里的统计，“南社”的诸宗元、曹经沅、林学衡，“国粹派”的黄节、陈澹然、王国维，“常州词派”的朱祖谋、况周颐，“桐城派”的方守彝、方守敦，“同光体”的陈三立、夏敬观等都位列其中。 吴宓虽说以沟通新旧为职志，但却不是一味扑到故纸堆里去，相比胡适、顾颉刚等人考证古史还古人古书一个面目而言，吴宓既没有兴趣恐怕也没有能力做此种纯技术活。吴宓偏重在中国的诗词文章中，涵泳一份性情，塑造一份关怀，正如吴宓所言： 叶君（指甲骨学研究家叶玉森）又工为词，且研究甲骨文。著《殷契钩沉》等三篇，刊登《学衡》杂志（二十四期、三十一期）。当时，宓为总编辑，视此类文章（谓甲骨文、及考证金石、校勘版本、炫列书目等）直如糟粕，且印工繁费（须摄制锌板），极不欲登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