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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说明《学衡》杂志的难以为继了。所以时人评价学衡的内容不精，抱残守缺，既不为搞新文化的那批人认同，也不为新式讲国学者所喜欢。同时这在思路上是一种启发，即以往看待“学衡派”，总是想把某些人归入“学衡派”行列中，跃入眼前的常是吴宓、胡先驌、汤用彤、邵祖平、缪凤林等。但从另一面看，那些因为稿荒被吴宓拉来当帮手在《学衡》杂志上只是一闪而过的作者们，他们本身没有那么明显的“帮派属性”，试试给他们做减法，或许也有些意思。我认为这也是本书作者提醒我们注意的地方。 该书除以五大刊物为经脉，用叙述和说明的笔法编排人事外，还酌情收录了“学衡派”的一些外围刊物，比如《湘君》《学原》以及四十年代吴宓办的《武汉日报·文学副刊》，使得整个“学衡派”活动的时段轨迹清晰可循。 历史地理学家张其昀在《思想与时代》第四十一期的复刊辞中说，该杂志的方向是“融贯新旧，沟通文质，为通才教育作先路之导，为现代民治厚植其基础”，也强调《思想与时代》“与《学衡》及《国风》杂志宗旨相同，以沟通中西文化为职志”，冀望国人对中西文化有深切真挚之了解，而不是仅仅掇拾唾余，可以说，融新变故是它们的一贯特色。因此作者把《学衡》等刊物进行整合，将其纳入文化保守主义的大纛下进行编年，成就了手头这本《“学衡派”编年文事》。我想这是一本有益学者的工具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