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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的精神：理势之争 对于19世纪中期以来的中国人来说，中西之争本质上是理势之争。曾国藩曾以“理势并审，体用兼备”为不得不然。势讲的是强弱和厉害；理讲的是善恶和是非。西人挟工业革命之后节节扩张的那个世界历史过程东来，以民族战争的重锤打破了中国人用藩篱围起来的国界，从一开始就显示了势的凌厉。此后的中西交冲，据有理的中国人遂成了为势所抑的一方。然而为势所抑是屈于力的结果，这个过程不会消泯善恶是非之界。 所以，自19世纪中期至19世纪后期，中国人一面常常要徊惶于理势之间，一面又身在劣境之中而始终苦苦地以理抗势。理的源头在儒学，因此以理抗势所反照的正是二千年儒学的长久侵润和涵育。但在新一代士人走向变法之日，与变法相呼应的天演进化之说正力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和“优胜劣败”。这是一种简约化了的进化论，在当日却被称作天演之公理，而其文义所照，则非常明白地彰显了天演的本义正是一种势。“物竞天择”和“优胜劣汰”，度量的准则都是强弱和厉害，其中既没有是非之分，也没有善恶之分。因此，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前期，在天演之公理所到的地方，便不能不是理与势在人心中的此消彼长。由此走到极端，遂有梁启超所说的“适焉者，虽劣亦优，不适焉者，虽有亦劣也。故吾辈论事，毋惟优是求，而惟适是求”的价值寂灭。与之相因果的，便是守护善恶和是非的儒学在强弱与厉害面前的相形见绌和层层淡褪。比之船坚炮利，这是一种更深的冲击。 天演进化直接影响当日的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全在于强弱厉害既为公理，则已被中西交冲的“物竞天择”证明为“胜者”、“强者”、“适者”和“优者”的西方人以及他们所拥有的种种物事，便在“公理”和“公例”的映照之下成为普世法则之所在和人心倾慕之所归。与之俱来的，是初生于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之后的那种以“全变”中国和“速变”中国来回应冲击的主张和愿想，引此以为学理而一时盛涨，越来越急迫地演变为以整体的西方比照整体的中国，以及用整体的西方来重造整体的中国。 由此发为言论，便是“欲一洗数千年之昏暗，而为民族历史生未有之光荣，于世界历史占最优之地位，亦在我国民考求他国文明所自来，而发其羡慕之心，嫉妒之心，以与争荣于二十世纪文明史而已”。其立论的逻辑，是中国的出路不在中国自身而在“他国”已经走过的路道之中。更直白一点的，则直言“事至此日，欲中国之必不亡”则须“一革从前，唯泰西者是效”。这种论说整体地弘扬西方，而与这种论说相对应的另一面，则是中国人的历史，中国人的文化和中国人的社会从一开始便已经被置于否定的一方，整体地成了被批判者和被改造者。时人描述其间的理路，说是“詟乎泰西诸国之政之法之艺之学，则以为非中国所有，而貌而袭之，袭之而仍不足以敌之也，则还质诸吾国，何以无学，吾学何以不国？”就理论理，以“非中国所有”而追咎“吾学”，实际上是以50多年追咎两千多年，其单面和独断是非常明显的。而当日由此步步推演，则不能不走到诟詈圣贤和儒学，尤激烈者且已倡“用刮骨破疽之木”实行“孔丘之革命”。 用整体的西方重造整体的中国，仍然是在应对西人的冲击。然而作为一段真实的历史，从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90年代，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初年，前一代人以儒学为依傍而开始的对于西人冲击的回应，在后来人手里经一变再变而最终转向了反儒学和反传统，则不能不使人在惊诧交集中深思久想。90年代之后由借法而变法，与之一路相伴随的，是危迫与急迫交作之下的“悚夫欧美革新之隆，谬欲规摹仿效，谓彼一法一制一俗一惯一条一文，若移而殖之我，将旦暮可以强吾国。及为之而不效，则流血拼命以蕲之，革无效再革之，再革无效更革之”。在这个过程里，60年代的“变局”一变而为90年代的“危局”，再变而为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残局”，与变局相比，危局和残局都是外患的逼迫日深一日。“革无效再革之，再革无效更革之”，说的正是人在逼迫之下而为时势所牵的以变应变和了无归宿的变了又变。但以“旦暮可以强吾国”为期想，又明白地反照了这种以变应变和变了又变里内含的一片苦心和一腔血诚。两者之间的矛盾深刻地写照了中国近代历史变迁中的扦格、曲折和既梗且窒。而当“再革之”和“更革之”在士议的引导下促成了科举制度的一朝废止之后，作为一个与科举制度久相依存的群体，士人自身已在以变应变和变了又变之中自己消灭了自己。留给后人的，则是读史之际遥想当日悲喜而生出的无限感慨和一片茫然。 然而由此观照反溯那一代人曾力为倡导的“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后人又更容易看到：作为一段思想历史，中国人因天演进化而有中西之间可以同质的预设和推想，又因这种预设和推想而由后列追随已得“现代文明”而居于前列的远邦。但西洋和东洋之中能够以“现代文明”翘出一时者，其“现代文明”或本来产出于自己的历史文化，或学来而已能长入自己的历史文化，随后是同属“文明”而各具殊相，并因各具殊相而能够成为真正存在的文明。与此成直接对比的，则是深信中西之间可以同质的中国人因追咎“吾学”而已经置身于一个反传统的时代之中，并因反传统而正在走向否定自己的历史文化，其结果是学来的东西无从嫁接，便是学来的东西无从生根而长入中国社会，而无从嫁接和无从生根，则都会使这种以普遍性为前提的预设和推想不能不因远离历史文化而成了脚下无根的东西。由此造成的，是取法远域以求“现代文明”的人常常不计文化，然而被他们引来取法的每一种范式都会在中国遇到和它们不相同，并因之而与它们不相通的另一种历史和文化，随后是隔阂、走样、阻折便成为这个过程里的常态，与之相伴的则是变法和移接的一挫再挫。因此早年力倡变法的梁启超晚岁转以“他国所资为兴国之具，在我受之几无一不为亡国之媒”为疑虑。他用疑虑叙述了一生的阅历之所得，而后是这种疑虑本身便成了历史的一部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