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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末开始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是回归人性的一面镜子，不巧的是，以此为镜，我们看到的却是人性碎片化的时代，这是一个人性过度膨胀、将精神挤丢了的时代，没有闲暇去原创崇高纯粹的艺术，时尚在匆忙与粗鄙的商业化运作中，散发出的是精致的铜臭味道。不过，作为一名严肃的研究者，我不是用这面镜子来比照当下的，而是用它去鉴定12世纪的中国宋代。 看起来，这是多么不合时宜，但是，只要关于“人”的意义和自由是衡量一切精神创造的价值标尺，而且这个“价值标尺”是亘古不变的公理，是普世的共识，那么，一个当下研究者，在人类精神的大舞台上，凭借那个“价值标尺”，愉快地穿越其间，去维系一个非常有趣的三角时空关系，将宋代置于那座体现了丰富的人类精神内在性的镜子面前，去发现宋代其实已经开始了文艺复兴。 人是逐利的，必沦为工具，人也是纯粹的，亦必是人自己的目的。艺术是人作为工具过程的精神润滑剂，也是人以自己为目的的唯一证据。如果这一逻辑成立，那么艺术就应该贯穿我们生活的始终。 在两宋，在意大利，我们的确看到了，唯有艺术无愧于这一“价值标尺”，艺术贯穿于精神生活中的繁忙景象，在汴京、在杭州、在佛罗伦萨随处可见，展示着文艺复兴的丰姿和自由气象，从12世纪到13世纪，艺术带给人的是精神饱满，人性欢快，目之所及，酣畅、自由、唯美、纯粹。 人性也是考量宋代文艺复兴的指标 公元13世纪末，在意大利半岛上，人性将可爱的世俗欲望从教堂的顽石缝里，悄然释放出来，竟然兴起了一场回归人性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有特定的古典含义，它要摆脱中世纪神学的束缚，在对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再生中，使人性重获人文主义的形而上肯定，人文主义成为启蒙核心的思想资源，它所唤起的人性能量，成为人追求真善美的原动力。 回味二千多年前那个人性灿烂的时代，那个人性自由原创生活的艺术时代，那个被雅斯贝斯称作人类历史的“轴心期”时代，基于人性的创造，几乎涵盖并奠定了人类精神所有需求的第一次，哲学、雕塑、音乐、神庙建筑、绘画、广场、学院、悲剧喜剧、逻辑学、几何学、历史学、体育竞技等等，人性之精神的能量、思想的动力，无所不至。事实是，在古希腊，一切尊重人性、提升人性、歌颂人性的所有艺术，都获得了人的精神认可以及传承不息。在以后的日子里，无论人类遭遇什么样的非人性灾难，挫折之后，只要回到原典，就有重新开始的勇气。 “适合人性”是人类社会进化的标志，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具有“近代性”的标尺，而只有不断地适于人性的需求也才具有普世性。那么，用这把普世的价值标尺，立定在世界史的广角格局上，来衡量我们的历史呢？你会发现中国历史上也有个文艺复兴时代，而最接近这一普世价值的应该是宋代。 因为人总要秉着本性活下去，无论压力多大，束缚多紧，它总要找到缝隙去透气。算上公元前后，在中国这片热土上，人性不气不馁地为它自己寻找崇高的存在的合理性，已经努力了二千多年。也许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相比，他们寻找的人性出口和表达形式因文化而不同，对人性的内在认知强弱程度也有差异，但是，如前所述，挖掘收藏有价值的历史时间以及凝固的历史形式，则是我们的使命。 如果我们承认学术无国界，那么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研究，或许能给宋代定位。他认为，唐朝是中世纪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代性的开端。内藤以及日本学术界，在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时，提出了一个“近世”概念，并且以宋代作为近世的开始。作为母国的中国学术界却对此处于失语状态，即便不再使用“五种社会形态”说，他们也只是以“传统社会”笼而代之，并没有明确的历史分期。早有陶希圣发表《中国社会形式发展过程的新估定》，提出中国自宋代已进入“先资本主义社会”，曾引起社会阶段的论战，之后消沉。 相反，西方史学界却异常活跃，站在西方文艺复兴的史学立场，他们似乎更方便接受宋代“近世”说，宋代成为他们最受喜爱的中国朝代之一，他们把宋代所呈现的种种新气象比拟为中国近世的文艺复兴，给予“ 新世界（600628）”的评价。 北宋始于十世纪末，南宋终于十三世纪末，南北宋的历史长度算起来三百多年，南宋为元所灭之时，正是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始。从人类历史的整体格局看来，宋代“近世”的文艺复兴运动，应该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滥觞。 放眼历史，进化之迹，随处可见，而一个民族创造历史之综合能力，却不一定会随着国运的盛衰而消长，有时甚至是相反的。在王朝中国的谱系里，以汉唐开疆拓土为强盛，而以宋朝自守为文弱，终宋一朝直至元世，汉族对外之武力薄弱不堪，以至完全丧失向外生长的族力。但若以人的精神进化之眼光检索，文艺复兴之人文主义的视角取值，详考这一时代的“文物”，逡巡文化物质的发展，你会发现，两宋时代的全面进步则大大超乎想象。诸如文学、工艺、美术、制造、科技、商业，无不各有新创，会风貌为之一新，市井百业繁盛，谓之“近世”抑或“新世界”不为过也。 考量一个时代，一般来说，量值无论是功利尺度还是非功利尺度，宋代都是一个建设型社会而不是战争型国家，是市场型社会而不是战场型国家，这恐怕才是一个时代的常态。在常态里，发展工商经济以供给人们的基本生活，建设合理的政治制度以保障人们的生活秩序。此外，人的意义和价值通过精神诉求来体现，还是要从文化、艺术、哲学的创造中寻找人性崇高的愉悦体验。这一切，在宋代皆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美学形式呈现出来。 好吧，除了整个社会风气向人性开放之外，外部环境的表达是我们研究宋代文艺复兴的不可缺少的因果桥梁。 当美第奇家族凭借其雄厚的银行财力，在佛罗伦萨城里进行确立城市平民政治的努力时，此前的宋代早已向寒门开放了它的平民主义政治立场，并带动文人政治的推广。社会安定，经济富庶，文人为政，同时兴起一股复古主义思潮。诸如王安石提出恢复周礼的理念，以实现他的政治变法主张；宋徽宗的师古主张，带动宫廷上下在热衷礼器的古典主义法度的同时，促动对古典主义的收藏风尚，这一风尚又掀起绘画艺术以及工艺技术的创作新潮，以至于成为当世人所服膺与后来者所惊叹的审美体验的高峰；文人在朝政中斗争失败，还可以回到民间书院继续自由讲学，政治并非人生的全部。文人间，可以政见不同，但必须坚持共同的道义，超越政见的宽容之花在文人的风习中自由开放，苏东坡与王安石的彼此谅解，反映整个时代的人文气息。 总之，无论“近世”，还是“文艺复兴”，必有“近世”的人文数据或“文艺复兴”的人性指标，它们首先在宋朝的江山里萌芽，并由生活于此代的人民培育，再滋养着生于此时代的人民的身心。在中国历史上，两宋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好的历史时期和好的文明样式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