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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学术与思想的谱系中，陈序经是一位中西兼通的大师级学者。陈序经知识博洽、学养深厚、思想独到、视野宏阔，论域广涉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历史学、教育学。其学术大多并非仅“为学问而学问”，内中贯穿着毫不妥协的“慷慨国事”的“儒侠”哲思。学术的动力、终极关怀源自其思想，思想的升华得益于其学术实践。学术与思想融通一体，而社会进化论、民主平权观念又是两者的基础与核心。 “全盘西化论” 陈序经最有争议而引领东西文化论争潮头的学术思想，无疑是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全盘西化”论。因华洋生活经验，陈序经怀疑中国文化，“感到西化的必要”。1928年发表《再开张的孔家店》，表面抨击孔祥熙提议保护孔林、孔庙，实质却指出全盘西化的必要性。1930年发表《孔夫子与孙先生》，借助在新文化中遭声讨的孔子，质疑孙中山承袭孔子之道德、同情其政治理念、而“全盘效法”西方物质文明的“中体西用”的合理性。1931年在《东西文化观》中，批驳复古派、折中派，正式提出“全盘西化”论。1934年发表《中国文化之出路》后，引发广东地区中西文化论战。1934年底《文化建设》月刊也开始关注广州这场论战。1935年1月，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五四”以来的又一次中西文化大论战由此而生。陈序经一面应战张磬、吴景超异议，一面发表《再谈〈全盘西化〉》，不顾胡适、张佛泉的同情论调，将其列为折衷派，毫不妥协地主张目标与结果的全盘西化。在《从西化问题的讨论里求得一个共同信仰》、《读十教授〈我们的总答复〉》中，强调尽管在文化是否可分等方面难达共识，但吴景超、张佛泉、胡适等已承认全盘西化的“趋向”，王新命等也“骨子里已经有意或无意的趋在这条路上”，全盘西化论稳操胜券。1935年、1936年分别发表《南北文化观》、《东西文化观》，深化《中国文化的出路》的主题。同时，再发《全盘西化的辩护》，反对胡适、严暨澄、张东荪等以“充分”、“尽量”代替“全盘”，以“现代化”、“世界化”代替“西化”的主张。《一年来国人对于西化态度的变化》一文，回顾1935年来文化讨论的社会背景与论点，指出：除前述“同情或趋于全盘西化论者”外，尚有沈昌晔、区少干、郑昕等；近于或赞成全盘西化论者“占了优势”，复古派也是“死老虎”，折衷派“很少有人相信”。 抗战时期张申府、冯友兰、贺麟以哲学观点解释西化，陈序经本着全盘西化可以“持久抵抗”敌人、建设“强有力的国家”的主旨，1941年在《抗战时期的西化问题》一文中与前者“分合”、“共殊”、“体用”观相辨析，指出三者实质已“说出全盘西化的理由，已偏于全盘西化的主张。”同时，在《广东与中国》（1941年）、《南方与所谓固有文化》（1946年）、《南方与西化经济的发展》（1946年）、《研究西南文化的意义》（1948年）诸文中，继续发挥《南北文化观》主旨，倡导西南承继西化传统而为现实全盘西化的先导，进而复兴中国。 陈氏全盘西化论，绝非率尔操觚之论，而有其内在文化学理论支撑。留美时，常用“文化学”一词，或谈论其含义。1928年将“文化学”带入岭南大学，且认为“文化学是自有其对象，自有其题材的一种学问。”留德时，有意搜求文化学材料。此后10年，因兴趣、工作需要，他主要开展社会学、政治学、工业调查等研究。这一期间虽未专注文化学理论的阐释，但所发表的有关文化论战言论均以西方文化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时境观”、“文化圈围”、“文化不可分论”、“一致与和谐”、“文化重心”、“文化弹性”为根基。抗战全面爆发后，因资料散失、调查区域为日军占领，陈氏主权观念、社会调查工作被迫中辍，其研究重心转向文化学。自1938年下半年始，在西南联大主讲文化学，编拟文化学系统大纲。陈氏在1940年秋至1942年秋两年中全力写作，终于完成200余万字、20册的文化论丛。除《文化学概观》4册公开出版外，余者《西洋文化观》2册、《美国文化观》1册、《东方文化观》1册、《中国文化观》1册、《中国西化观》2册、《东方文化观》6册、《南北文化观》3册均未发表。《文化学概观》系统阐述文化学的主要概念、基本理论，其他部分都为文化学体系提供历史经验，并且尝试文化学理论的应用。1946年陈氏发表《我怎样研究文化学》一文，自述构建文化学的内在动因及其体系的设想。 陈氏文化学自成体系，且独具实践性，即一方面文化学得益于实证研究，一方面文化学为具体研究提供理论依据，两方面相得益彰。这种特性不仅体现在陈氏文化观中，而且体现在其教育、乡村建设、政治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