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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采纳西洋教育 1932年5月19日，广州教育专家召开会议，决议“停办文、法科或减少数量，同时多设职业学校”，陈氏发表《对于现代大学教育方针的商榷》，以“大学的目的是求知”予以反对，并指出文、法科也有实际功用。此次广州教育方针出台，受到4月间来粤游历的美国哥伦比亚教育学院勒克教授的某些影响。为消除其负面影响，陈氏发表《对于勒克教授莅粤的回忆与感想》，指出勒克不了解中国有关状况，仅通过对中国名流调查即断定中国需要部分的西化，其非科学的统计方法只能产生错误的结论。文化的改造既然错误，其教育的改造也不免错误。何况勒氏是从事“大学以下教育的人”，根本不懂大学教育原理。5月31日天津《大公报》刊载陈果夫在中政会提出改革教育的初步方案。陈果夫明确提出暂行停办文法科十年。到7月下旬，有关讨论在《广州民国日报》“现代青年”栏即刊10余篇，且延及北方。蒋廷黻、刘廷芳支持陈氏观点，另有论者对陈氏加以指摘。陈氏发表《敬答对于拙作<对于现代大学教育方针的商榷>的言论》，批评对立派不了解大学教育本质，更批出“二十世纪世界，好多重要的世界问题，已变成中国的问题了；同时，好多重要的中国问题，也成了世界的问题。”中国教育也需学习西方，发展真正的大学教育。陈氏还主张教育宗旨的现代化。1933年2月旭生发表《教育罪言》，以为现行教育制度与社会“完全不适合”，“由无限农村组成的中国，应该创造出来一种农村的教育。”1933年陈氏再发《教育的中国化和现代化》，指出：主张教育“中国化”者，以为西方教育不合中国国情，而国情也非一成不变，“现代化的国情是现代的环境，并非中国所独有”；如果要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停止所谓教育的“中国化”的复古运动，彻底采纳西洋教育。 接继教育的中国化与现代化论争，1940年大学教育方针及计划论战再起。抗战胜利后，大学复员中，教育部将南开大学等私立学校改为“国立”，陈氏发表《论国立大学与私立大学》，指出：政府应补贴办学成绩较好的私立大学，同时保留国立、私立大学制度，以保持各种办学风格。强调教育当局从教育方针、院系设置、课程编制，到校长、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的委任等行政干预，根本上“是反于大学教育的目的”。1947年9月胡适发表教育十年计划谈话，略谓：取消留学派遣，政府以此经费，在五年内重点培植北大、清华、浙大、武大、中央大学等5校。以为以大量外汇供学生“镀金之用”，“等于不承认自己学术独立”。陈氏发表《与胡适之先生论教育》首先问难，认为胡适选定5所大学的标准是凭“偏私”，极力维护留学政策。胡适再发表《争取学术独立十年计划》一文申说。一时间平津地区学者纷纷加入讨论。陈氏在论战中稍处弱势，又发表《公论耶？私论耶？》、《论发展学术计划》，指出：学阀意见非“公论”，即使胡适计划得到蒋主席、教育部朱家骅部长的赞同，也不能谓为“社会的公论”，只能称为“政府的言论”。而“专仰政府的鼻息，以讲学求独立”，“是一个致命伤”。并且反对胡适“学术独立”说，指出在“学术水准很为落后的时间之下”，应将“独立”改为“并立”，即“与欧美的学术并驾齐驱，或是进一步的去驾而上之”，并再次重申应鼓励各校发展特色与学科优长。如要实现“学术独立”，大学需要引进有真才识学、更需要无私心、学品高尚、能以教育为终生事业的领袖，负责教育行政机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