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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张民权 陈序经崇尚人格独立。留美之时，陈序经已经具备扎实的社会学的功底。其博士论文《现代主权论》虽然主要是从政治学角度探讨“主权可分论”的变迁过程，但他从社会学的角度，勾勒出君主、近代国家、民众、介于近代国家与民众间的社会组织等阶层相互纽结的社会关系，以及这一复杂关系的历史走向。在具体论述方面，注重从人的社会属性上，分析人与主权的关系；还把主权分为个体主权与由个体委托的社会组织主权。研究对象往往影响研究者的价值取向。主权可分论所内含的民主精神，逐渐成为陈序经的文化选择与政治选择立场，及其政治底线。对他而言，个人主义是西方文化创造力的源泉、社会进步的尺度；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确立过程，也就是西方文化发展的过程。从整个欧洲文明来看，中世纪文化所以停滞，就是因为个性受到压制；反之，西洋近代文化之所以快速发展，主要是由于个性的张扬与个人主义的提倡。同理，中国文化二千年来的单调、停滞的原因，是在孔家思想禁锢下，个性不能高张，个人主义无从发育。陈序经在《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强调，全盘西化就是打破中国传统思想的垄断，给个性以发展的可能。对陈序经而论，直至清末，先秦政治哲学一直统摄中国政治、社会生活，导致中国处于“黑暗时期”。因此，他在《春秋战国政治哲学的背景》中，从理论上阐释传统政治架构中的“非人性”。即一方面指出先秦政治哲学是其时的地理、家庭、道德、宗教、经济、政治、战争、教育诸因素的产物，从诸多方面剥夺民众的生存权；另一方面则强调社会政治背景更是政治哲学的表现，呼唤新的合乎时代要求的政治哲学理念的产生。1935年发表《利玛窦的政治思想》，指出：利氏在中国广布宗教与科学，但他同样竭尽全力宣传政治思想。利氏生存的时代，是皇权挑战神权、人权挑战皇权的时代，因而主张人民主权、反对群主专制。他到中国后，不仅反对佛、老，而且极力反对孔子，怀疑儒家。他主张世界主义、人类平等、男女平等，鄙视政治，反对家族主义，希望国家内部“各种人民分工合作”“和谐”共生。女权是人权的集中反映。1942年又专论《中国妇女运动过去与将来》，指出：妇女运动是欧洲19世纪到20世纪的社会运动的主流之一，与民族运动、民主运动、工业运动密切关联，而形成近代文化的特性。虽然中国女权渐兴，但社会应给妇女更多的就业、参政等自由与“机会的平等”。在戊戌维新运动66周年时，发表《维新运动的历史意义》，肯定该运动伸张民权的历史功绩。 1947年底、1948年初，在中国宪政主张炽涨之时，发表《宪政·选举与东西文化——评梁漱溟的〈预告选灾·追论宪政〉》，将梁漱溟、新儒学、新生活运动倡行者列为论敌，针对梁氏所谓“选灾”之说、国民素质低不易开展宪政说，指出“文化惰性愈大的社会，其革新也必愈难”，但选举本身就是民主、宪政的体现；正因为 “中国的文化比不上西洋的，所以中国需要西化、彻底的西化，全盘去西化。竞选固要举办，法治、习惯、条件种种以至道德知识水准，也要改善。”宪政问题“在内容上、根本上，还是一个东西文化的问题”，民主、宪政精神是欧美文化的主体，不可能从中国固有文化中引生出来。 我一直关注两个研究域，一是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二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史；思考如何打通思想文化史、学术史与社会史的人为区隔？如何同时呈现学术与思想的魅力？陈序经已给后学树立典范。陈序经著作等身，本文难以全面反映其学术、思想及其内在理路。另外，毋庸讳言，陈序经固然富于理论建构，但其有些学术、思想是在论辩中所阐发，难免白璧微瑕。 一个时代有一时代的哲人，但时代有终结，哲人及其哲思则超越时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