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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社会的理想与现实 马基雅维利在他的另一部著作《李维史论》中，明确阐明自己的社会理想是以古罗马共和国制度为楷模的共和制。但是当时的意大利政治腐败，内忧外患，一片混乱，若遽然实行共和制，无疑会导致更大的混乱。为此，马基雅维利不得不同实行君主专制的统治者相妥协，他所著的《君主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的。这也就是说，君主专制并非他的理想社会制度，但他却又为君主专制的统治者出谋划策，告诉他们怎样才能谋求国家统一和独立，以及怎样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等等。这一立场很像中国晚清的康有为，他的理想社会是“大同”社会，但他却要为晚清专制帝王出谋划策。这看起来似乎有些矛盾和滑稽，但这或许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宿命。马基雅维利甚至教导君王用一切手段避免自己很快倒台，在他看来，如果君主像走马灯一样的轮换，会造成当时意大利政治的更大混乱，敌国会乘机侵入，这显然是更坏的局面。为了避免意大利沦落到更坏的局面，马基雅维利不惜教君主“学坏”：“君主必须是一只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君主论》第十八章）这在长期由儒学主导的中国传统政治生态下，是完全不能被接受和理解的。 真德秀的理想，是尧舜时期的以德治国，这也是儒家知识分子的共同理想，真德秀按照《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逻辑，认为帝王只有做到“正心、修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历史上哪个帝王在“正心、修身”方面做得好，就自然会出现太平盛世。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就是要走心性修养的路子。中国的儒家并没有像马基雅维利那样，教导君王去做“像狮子一样凶猛，像狐狸一样狡猾”的人。原因也许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王朝政治基本是独立统一的，社会相对稳定，只要帝王不乱来，政治运作就会正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