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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李大钊同时入职北京大学。北大时期无疑是李大钊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说其重要,不仅是因为任职时间较长,更由于这时的北大因一批具有强烈革新意识的先进知识分子的聚集而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最重要的集团性力量,置身这样的环境,既有利于李大钊、陈独秀等将新文化运动引向深入,也为他们自身思想的蜕变提供了条件。 对于同时期北方邻国政局的频繁更迭,李大钊表现出特有的敏感。早在俄国二月革命发生时,就曾撰文对其原因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并立场鲜明地表达了对革命的支持态度。十月革命爆发后,尽管国内报界迅速进行了报道,但正如西方研究者指出的:“俄国十月革命并没有像惊雷一样唤醒中国知识界。直到凡尔赛会议和五四运动之前,除李大钊外,几乎没有中国人发现十月革命对自己的国家有任何意义。”即便是李本人,其公开反应也稍显迟缓。究其原因,一是可能俄国革命在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前景不明,有待观察;更为重要的,俄国革命对当时主要以新闻媒体为了解渠道的国人来说犹如雾里看花,真相难辨,所以对俄国革命必然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大钊之所以能够先人一步从俄国革命中一叶知秋,与其稍早前留学日本时对马克思主义的接触以及了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日本渠道有着重要关联。 数年前李大钊留学日本期间已经与马克思主义有所接触,但主要是学理层面的认识,在思想中一直处于隐而不发的状态。“李大钊是属于那种经常注意理论是否适合于当时的环境以及有无实现的可能性的这样一个人”,一旦遇到合适的外部条件,就会“将其作为自己思想的内在发展而开始确认这一理论”。加上自日本返国后,李大钊与日本进步思想界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与国内其他人相比,有着更为稳定和可靠的消息源。所以在经过一段时间广泛搜集材料,认真加以研究之后,“到1918年春,他就开始向周围的人及友人宣传十月革命”。从是年7月开始,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热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讴歌十月革命、欢呼世界革命新纪元的到来。这四篇文章虽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性理论介绍,但对于非常重视理论实效的李大钊来说,这样的方式恰能透显马克思主义直指人心的力量。 十月革命的伟大实践再度激发了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1918年冬他利用自己担任图书馆主任的便利条件,在北大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参加者主要是青年学生。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日益深化,李大钊思想开始嬗蜕,由原先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逐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1919年5月,他为《新青年》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刊发了自己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对马克思主义作了系统与完整的介绍。而在是年8月发生的问题与主义论战中,李大钊已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决捍卫者。所有这些均表明,在1919年夏秋,李大钊已经从进步知识界中脱颖而出,率先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