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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陈”:因世变而归向 在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重要论战之一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陈独秀并未与李大钊并肩作战,根本原因在于陈的思想尚停留在革命民主主义的层次。 陈独秀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健将,民国成立后几乎参加了革命派领导的历次反袁斗争,但抗争的屡起屡仆、民国的建而未立使他在失望之余不能不有所省思。1914年11月他撰文指出,国人既无爱国心又无自觉心,已使中国陷入“国必不国”的境地。这样的认知决定其必然将民众启蒙作为拯救国家危亡的根本取径。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在该刊发刊词《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清楚地表达了通过科学与民主锻造新型国民——“新青年”,进而拯救国家的强烈愿望。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启动。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从某种意义上说,陈独秀的思想发展轨迹实代表了新文化运动的大势所趋。有研究者指出,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前后期的分水岭,“因为从这一事件开始,新文化运动事实上从比较广义的文化运动的范围中发生某种突破,其中的一部分逐渐演变为带有狭义的政治运动的性质。而从陈独秀的情况来看,他在五四爱国运动中意外被捕,正与上述变化相吻合。另外,他在获释后的社会活动,也明显地转向实际政治活动方面。” 就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前期的活动而言,对内致力于民众思想启蒙,对外则寄望于公理战胜强权,所以对美国总统威尔逊与协约国曾抱有幻想,一度对十月革命及马克思主义表现得较为疏离。后随着幻想的破灭,对十月革命的看法逐渐改变。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他说:“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这是陈独秀思想已经发生变化的显兆。 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因街头散发传单被北京当局逮捕入狱,经各方大力营救于9月16日被释放。陈独秀受羁押期间,问题与主义之争发生。从出狱后陈独秀的言行来看,在已然发生分裂的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他的立场中间偏左,在某些问题的立场上与李大钊较为接近,但也试图调和“左”“右”,显示出他此时尚处于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蜕化的过程之中。 1920年初陈独秀离京赴沪。上海时期,他的文章中越来越多地出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学说,并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各类问题。思想渐变的日积月累使陈独秀来到了思想发生质变的门槛前。是年5月,为纪念五一劳动节,陈独秀将《新青年》第7卷第6号办成“劳动节纪念专号”。专号内容丰富多彩,除全国各地工人生活和斗争情况介绍占据主要篇幅外,还全文刊登了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以及国内各界的反映。《新青年》“劳动节纪念专号”是知识阶层向工人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并试图使两者结合的重要尝试,它的出现清楚地表征了陈独秀思想的重大转变。与此相印证,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此时的陈独秀已迈开建党活动的步伐。1920年5月左右发生的这两大事件,均指向陈独秀已经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同中有异 “北李”与“南陈”既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两位最重要的领导人,也是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后最早的追求者之一,但由于思想禀赋与个人喜好的差异,二人的思想样态与信从之途存在一定的不同。就李大钊而论,因为有稍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经历以及重视理论实效性的特点,故能比较快地对十月革命有所反应,并能由此及彼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研究,从而迅速地完成了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过程。反观陈独秀,对理论的态度迥乎有别,对此晚年的他曾有清楚的自省,称自己“自来立论,喜根据历史及现时之世变发展,而不喜空谈主义,更不喜引用前人之言以为立论之前提”。这种忌“空谈”的禀性既决定了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应相对迟滞,也影响到对马克思主义全面系统的把握,从而不但导致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追求之路历时较长,也形塑了其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想学说长时间交杂并存的思想样态。 (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