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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有一种观点颇为盛行，即认为文化只有古今之别，没有东西之分。其实，此种观点并不新鲜，五四时期的陈独秀、胡适等人就是这种观点的宣传者。 五四时期，不少学人认为，东西或中西的差异是“古今之别”，而非“东西之分” 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第1卷第1号发表的《法兰西与近世文明》一文中，依据进化理论，把人类的文明划分为古代与近代两个时期，并认为东方的印度和中国这两种文明“虽无不相异之点，而大体相同，其质量举未能脱古代文明之窠臼”。尽管在生物时间上它们也属于“近世”，但从文化进化的程度而言，“犹古之遗也”，是古代文明。真正可称为“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也即欧罗巴文明。移植亚美利加，风靡亚细亚者，皆此物也。”因此，东西或中西的差异是“古今之别”，而非“东西之分”。 继陈独秀之后，胡适也对东西文化之差异的实质作了“古今”的说明。他的《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不同意梁漱溟所谓东西文化走的是不同的“文化路向”的观点，而认为人类走的都是“生活本来的路”，因“环境有难易，问题有缓急，所以走的路有迟速的不同，到的时候有先后的不同”。比如，现在的欧洲民族，在历史上也曾有过一千年的黑暗时代，也曾十分迷信宗教，也曾极力压抑科学，也曾为卫道的热心烧死了不少科学家和独立思想的人。只是近三百年来，“受了环境的逼迫，赶上了几步，在征服环境方面的成绩比较其余各民族确是大的多多”，成就了今日的特点：民主与科学。而中国和印度的落后，“也不过是因为缺乏那些逼迫和鞭策的环境与问题”。由此，胡适要人们相信，东西文化的差异是发展速度的差异，速度快的西方早已进入近代，而速度慢的中国和印度还停留在古代。 把东西文化之差异的“古今”性质表达得再清楚不过的是常燕生。1920年他在《国民》第2卷第3号发表《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在文中他将人们所列举的种种东西方文明的不同特征列了一张表：（略） 常氏认为，人们所举的东西文化之上述不同特色并没有错，“但这两个关系是前后的，不是对峙的。”东方和西方不是自古以来就存在这种种差异，实际上“所谓东洋文明的几种要素，往往在古代西洋诸国里也可以找出来。”如“重宗教”，是古代民族所同有的，其他如重阶级、重过去、重保守、重玄想、重退让、重自然、重出世，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古代“全是一样，并没有分别”。只是由于西洋文明已从古代进入现代，因而具有了上表所列的种种新的特色，而“东方文明从古以来并没有改变。我们现在所勉强可以叫做东方文明的一点东西，仍然就是几百年几千年以前的那点东西。所以古代文明所有的特质现在仍然保存。”据此，常燕生得出结论 ：“一般所谓东洋文明和西洋文明之异点，实在就是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的特点”。人们之所以会把这两种文明的差异说成是“东西之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一方面“误以近代文明的特质当作西方文明的特点”，另一方面又“误以古代文明的特质当作东方文明的特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