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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文化的民族性来考察，中西文化体现的是两种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彼此并无高下优劣之分 实际上，上面所说的“古今之别”和“东西之分”，指涉的是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文化的时代性，是指为社会发展特定历史阶段上的一般状况所决定的文化之时代特征，它反映的是世界各民族在相同的时代或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的文化之共同要求。文化的民族性，是指体现在特定民族文化类型中，并作为基本内核而存在的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特征，它是形成民族文化的基础，具有与民族共存亡的超时代性。 民族性是不能作善恶之价值判断的，各民族文化之民族性没有高下优劣之分，都有存在的理由和意义。时代性是可以并应该做出价值之善恶判断的，文化的性质由时代性所决定，处于不同时代和历史发展阶段的民族文化因此而划分出先进与落后、优越与低劣。作为文化的两种属性，时代性与民族性既彼此联系，又相互依存。任何文化形态，既是一定时代的文化，又是一定民族的文化；既是特定民族在一定时代的文化，又是一定时代的特定民族文化，是时代性与民族性的集合体。如果借用哲学术语来表述，“时代性”体现的是文化的“时间”，“民族性”体现的是文化的“空间”，而任何文化都是“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我们很难想象，只有时代性而没有民族性，或只有时间而没有空间的文化的存在。 以文化的这两种属性分析东西或中西文化，从文化的时代性来看，五四时期讨论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近代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性质上属于古代，特别是封建时代的文化，而西方的近代文化是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它们是一古一今，在时代性上后者比前者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但就文化的民族性来考察，中西文化体现的是两种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彼此并无高下优劣之分。如前所述，文化是时代性与民族性的集合体，所以东西或中西文化既是“古今之别”，又是“东西之分”。然而陈独秀、胡适等人却不作如是观。他们虽然正确地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近代化是“古今之别”，认识到它们分属于不同的历史时代，但拒不承认它们同时又是“东西之分”，体现的是两种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常燕生在《东西文化问题质胡适之先生——读〈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就一再声明：“我对于世界文化问题的意见，向来主张世界上并没有东西文化之区别。现今一般所谓东西文化之异点，实即是古今文化之异点，所以拿东西文化来作对称的研究，实在根本不成理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