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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既要承认在时代性上，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又要看到在民族性上，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把东西或中西文化的差异归结为“古今之别”，这有助于人们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时代差距，从而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它又容易导致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的全盘否定，因为在时代性上，中国传统文化几乎比西方近代文化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胡适等人也正是通过中西文化之时代性的比较而得出中国传统文化百不如人之结论的。反之，把中西文化的差异归结为“东西之分”，这有助于人们发现中国文化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从而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但它又容易促使人们滋长消极的文化自满情绪，拒不承认中国固有文化的落后，反对用西方近代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改造和变革。五四时期，以杜亚泉、梁漱溟为代表的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就是以文化之民族性的不同为理由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向西方文化学习之主张的。 此后，在20世纪30年代和80年代等一系列的文化论争中，东西或中西文化的差异是“古今之别”，还是“东西之分”的问题又多次被提了出来，但总的来看，通过争论，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文化是时代性和民族性的集合体。 就文化之时代性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集中体现了封建社会之时代特征的内容，诸如“别尊卑，明贵贱”的等级观念，“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历史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伦理道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道统思想，重农抑商、鄙视科技的行为取向，重人治、轻法治，以及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特权思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知足寡欲、乐天安命的人生态度，尤其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思想等等，都是适应封建的政治和经济的产物，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是封建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与现代生活显然是不相适应的。 但从文化之民族性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那些能体现其民族特征的内容，诸如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求是务实，好学不倦，发愤忘忧，勤俭勇敢，刻苦耐劳，任劳任怨，坚韧不拔，不畏强暴，热爱和平，舍生取义，勇于进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优良文化传统，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尽管它们也程度不一地打上时代的烙印，但从其精神实质来看，它们不仅适合于古代，也适合于现代，可以为我们批判地继承，成为未来新文化整合的基础。 因此，任何片面地强调文化的时代性或文化的民族性，只承认文化有“古今之别”，而否认文化又有“东西之分”，反之，只承认文化有“东西之分”，而否认又有“古今之别”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既要承认在时代性上，中国文化的落后一面，有向其他先进文化学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又要看到在民族性上，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和意义，从而树立起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