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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他时时有一种警惕,担心在自己的研究中会把复杂的历史给简化了。 学生们的纪念文章,往往提到他处世低调。我想他在学术上的低调,可能是出于一种自觉。他曾经说,他在学术上是“先天不足”的(原话记不清了,“先天不足”是我的表述)。这主要是指他回到北大教书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以后的近三十年里,由于各种政治运动接踵而来,政治性活动占去了他大部分时间,个人读书、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十分有限,久而久之,学术积累严重不足。我猜他自认为“先天不足”是有所参照的:和他老师辈相比是如此,和他海外的同辈相比也是如此。 他在学术上的兴趣本来很广泛,当年也写过像《秦汉魏晋南北朝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那样侧重于经济史、侧重于理论探讨的文章,但最终他只是选择秦汉魏晋北北朝这个相对狭小的段落落笔,研究的路数也主要侧重于政治史方面。 回顾我岳父的学术生涯,并没有留下什么纵跨整个王朝时代、横跨各个人文社会学科的成果,但在秦汉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研究中,他的学术文字颇为集中,提供了大量成体系的新见,并有可能推动学界后续的追索。他将广泛的兴趣和多领域的探讨,限制在自己能够比较自如驾驭的空间,除去对某类问题兴趣更大的原因之外,我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出于上文提到的对于自身积累不足的自觉,是在学术研究中有意的量力而为。 大约一个月前,我陪他在院子里散步,走了一圈又一圈,直到他走累了,坐到路边的椅子上。他跟我聊了很多事情,那也是我们最后一次长谈。印象最深的,是他说到五十年代作为“党内专家”受到的严厉批判。他说,其实当时的批判者和被批判者,都不知道批的是什么,但那次运动的冲击使他深为震动,他转而追求一种独立、超然的学术境界,那是一个重要的契机。 宝国说我岳父思想的深度来自于天赋,冥冥之中的事情我不敢妄加评论。但是依我所见,他提出的各种观点,大多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是经过了长期而艰苦的思索。他的习惯,对于任何出自自己笔下的文字,都一再斟酌、反复推敲,看上去是在琢磨更准确的表述,其实是在完善自己的思想。 他的睡眠一直不好,安眠药吃了很多年。我猜那也是由于他一直在不断地想问题,尤其是那些可能已经想了一整天的学术问题,夜复一夜,苦思冥想,他的自然睡眠就被蚕食掉了。 他去世后,我在医院看到他时,他显得十分安详,就像睡着了一样。我甚至觉得,一旦安眠药力消退,他随时都会醒来。 他走得如此突然,桌上他最后一天读过的书,就那样摊开放着。我站在他的桌前,多么希望再听到他的声音,哪怕是一句批评。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