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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内部的两种取向 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定位，在新文化阵营存在分歧。陈独秀受法国文化影响极大，《新青年》的外文名称就是用的法文。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词中提出对青年的六大要求：（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提出向西方学习“民主”与“科学”。 他强调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启蒙运动。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彰显的就是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的精神。“近代文明”的三大事件：“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都是法国人率先发动。陈独秀从法国大革命走向“以俄为师”的共产革命，其中的内在逻辑即在于他的革命思想。 胡适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中国人文传统的再生。他向《新青年》同人建议，“我们这个文化运动既然被称为‘文艺复兴运动’，它就应撇开政治，有意识地为新中国打下一个非政治的（文化）基础。我们应致力于（研究和解决）我们所认为最基本的的有关中国知识、文化和教育方面的问题”。带着这一目的，胡适提出新思潮的意义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将新文化运动定位为启蒙运动，或是文艺复兴运动，这两种取向在当时并不明显，两种主张的学人并肩作战。只是随着时间的推延和历史的演进，双方的差异才逐渐显现。由此分际，陈独秀与胡适后来才分道扬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