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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的现代启示 新文化运动的真正价值在于确立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基础在于民主、科学。民主作为现代性的要件在民国初年并不为人们广泛认同，许多知识精英面对政局乱象以为中国仍须定于开明专制，不宜于民主共和。这种怀疑长久地存在于中国各个社会阶层。1930年代在《独立评论》还展开过民主与独裁的讨论。各种宗教势力为争夺民国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也竞相登场，发出各自的声音。在这种背景下，《新青年》发出对民主、科学的呼喊，当然显得尤为可贵。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成为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与对民主、科学的执着，对各种外来思想学说、主义的包容和传输密不可分。由于新文化运动主要代表大都在日本、在欧美留过学，受过系统的西方教育，因而他们几乎能将自己认同的西方现代思想理论同步输入中国，这与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相比有很大进步。新文化运动在传播西方近现代思想理论，在力求中西文化的结合这些方面，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新文化运动给我们的启示仍是如何在中西文化结合的基础上，创造一种新文化。过去我们存在一种误解，以为继承本国的传统文化与输入西方的近现代文化，双方存在一种对立而不能两存的关系。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两者之间并不存在这种矛盾。随着历史渐行渐远，传统文化已成为越来越稀缺的资源，对传统文化我们当然应该珍惜、保存，不必避讳“保守”之名。在西方文化处于强势文化的背景之下，西方在科学技术、制度设计、精神文化方面仍保持优势，处在前沿的位置，因此我们必须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尽量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不必计较“西化”之污。该“保守”的就要保守，该“开放”的就要开放，不必非此即彼。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不怕真诚的保守，就怕伪劣的假古董；不怕货真价实的洋货，就怕夹生不熟、未经消化的舶来品。日本作为东方世界现代化的先进，其突出优点即在保护传统与追求“西化”并存。蔡元培先生以其特有的智慧谋求兼容中西文化，以获取新文化的平衡发展。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是新文化的两大源头活水，也是激活我们想象、创造的灵感源泉。▲（作者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