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著名史家、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家朱维铮教授于2012年3月10日去世之后，悼念的文章层出不穷。一年之后，复旦历史系又出版了《怀真集》一书，汇集了朱先生的同学、同事、朋友、弟子和学生的悼念文章。这些文章，情真意切，从各个方面展露了朱先生率真的性格、犀利的文风和严谨的治学，让我们对朱先生其人其学，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我求学的时代，不久就迎来了一场席卷中国学界的“文化热”。朱先生在上海，堪称为“文化热”的主要推手，其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其影响力至今仍让人啧啧称道。除了推动“文化热”在上海学界的开展，朱先生本人也出版了第一本学术论文集，那就是在1987年问世的《走出中世纪》。之后，朱先生又出版了《走出中世纪二集》，可见他对这部著作，自己亦颇欣赏。坦白地说，我对朱先生将中国的封建社会与欧洲历史上的独特现象“中世纪”相比较，并不十分苟同，甚至感觉有点突兀。即使在他那一代学者中间，那时做如此比较的也已不多，因为有以西方历史进程为“正途”之嫌。该书出版的1987年夏末，我便出国留学，因此应该没有细读。至今我有限的藏书中还只有该书的英译本，而没有中文原作。译者在前言中写道，朱先生的写作风格既“subtle”（含蓄）又“richly allusive”（富有微言大义）。但为了照顾英文的习惯，她将朱先生的句子做了缩短，并分了更多的段落。 但《走出中世纪》的英译，却是本文写作的一个契机。由于西方学术长期引领学术潮流，中国学者的著作，能介绍到西方的很少。而朱先生的著作在出版之后不久，便能与西方学界见面，颇为难得，堪称例外。朱先生生前的诸多“头衔”中，亦有德国汉堡大学荣誉教授一项，为中国学者中所少见。的确，朱先生是他那一代学者中，较多与外国学者接触和交流的一位，值得在此略加详述。《走出中世纪》一书的译者是加拿大学者RuthHayhoe，汉名许美德，1980年代初期曾在复旦进修，并与法国学者巴斯蒂一同主编了《中外比较教育史》（1990），亦是朱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中的一本。值得一提的是，朱先生与许美德曾就中国近代教育的重要人物、复旦大学首任校长马相伯(1840-1939)，进行过合作研究。朱先生于1996年编写了《马相伯集》，而许美德同年也与人合编了《马相伯和近代中国》一书在美国出版。 在许美德之外，另一位与朱先生多有交往、交流的是美国汉学家LynnA.Struve，亦即司徒琳，曾在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任教多年。朱先生曾在该校访问，主要由司徒琳教授接待。回国以后，他又安排将司徒琳教授的名著《南明史》译成中文出版，并撰文热情推荐。在美国汉学界，司徒琳教授以治学严谨著名。她邀请朱先生访问，称得上是慧眼独具，认可朱先生是一代中国学者中之翘楚。 1990年代初期我开始在美国任教，也使我与朱先生有了多次接触的机会。而有趣的是，我在海外见到朱先生，都是在欧洲，没有一次在美国。记得朱先生有次与我们一同饮酒谈天，他抽烟不断，然后烟雾腾腾地对我说：“我最不喜欢到美国，因为美国到处禁烟，歧视我们这些烟民。”这也许是他的一句大实话，但我忘记问他的是，当年在印第安纳大学访问，他是如何对付这个问题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