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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与朱先生的第一次见面应该是在1995年3月德国海德堡大学召开的中西比较史学的会议上。而在同年的7月，我又与他在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召开的学术会议上见面。该会议主题更为宏阔，讨论跨文化角度下如何比较历史意识的特点和异同。朱先生在复旦多年执教中国史学史的课程，对中国史学的传承与变化有通盘的理解。他的与会，为会议增加了分量。 那次会议由该校历史系和高等研究院教授吕森教授主持，而朱先生的女婿、现任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系教授的闵道安(Achim Mittag)先生时任吕森教授的研究助理。我与闵先生（其中文名为朱先生所取）一年以前已经结识，所以在会上和会下，与朱先生及其一家多有互动。那次朱先生的发言，还由我做当堂翻译，主题有关儒学在近代转型与历史研究的关系。朱先生对儒家传统持有的基本批判的态度，给我留下了印象。联想到朱先生以后对开展“国学”的保留意见和对“国学大师”满天飞现象的批评，他的倾向基本未变、颇为难得。朱先生愿意被称为“经学史家”，而不是“经学家”，也与此有关。因为经学史是一门学问，他研究经年，学有传承，自成一家。而“经学家”则有不同的含义，包括了那些视经学为生命、希图复兴经学的人士。以我管见，朱先生不是此类人；他是一个学者，对其所学自有所爱，但又不愿与之同呼吸、共命运，而是愿意保持一定的距离，始终将之视为一个考察、研究的对象。 那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刚刚出版了朱先生的又一本论文集《音调未定的传统》，承蒙先生赠我一本。我在回美国的飞机上，一读为快，到家以后，决定为此书写一英文书评，介绍到英文学界。顺便提一下，西方学界的书评，通常不是自由来稿，而是由杂志出面约请相关学者所写。朱先生的书是中文，一般英文杂志不会见到和收到（西方出版社会将书籍直接赠送杂志做书评之用），因此我想为此写书评，必须得到杂志编辑的同意。经过一番联络，终于得到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国际书评》杂志编辑的认可，于1997年春天刊登了我为《音调未定的传统》写的英文书评。 此书评的意图是将中国学者的工作推广到英文学界，因此我不仅正面评价该书，而且还藉此机会，将中国学界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变化及朱先生所扮演的角色，做了一些背景的介绍。比如我指出，像北京的汤一介、庞朴一样，朱维铮在上海的“文化热”讨论中，成绩令人瞩目。与比他们年轻一辈的学者不同，他们不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评判者(critic)，更是教育者(educator)，因为他们认为，无论是要批判传统、抑或复兴传统，都首先必须对中国以往的传统文化有一个准确和深入的了解。我对朱先生的定位是，他既希望中国“走出中世纪”，也即摆脱帝制中国的文化遗产，也希望现在的中国人对以往的文化传统，有个基本的理解和尊重。如同朱先生在书的“小引”中所言，他觉得“我们和我们的高曾乃至祖父辈，已经出现了文化隔阂”，有必要重建“历史实相”。值得一提的是，伦敦大学T.H Barrett教授为英文版《走出中世纪》写的书评中，也指出朱先生的论著有助于了解当时中国的“文化热”，特别是电视片《河殇》的讨论。 在英文学界，朱先生的《音调未定的传统》一书只我一篇书评，（与中文书相比，欧洲其它文字的书籍比较容易受到英文学界的关注，但即便如此，美国《亚洲研究杂志》上刊载德文、法文著作的书评，仍然很少。）与之相比，朱先生的《走出中世纪》因为有了英文译本，所以除了Barrett教授的书评，乔治城大学的JohnWitek教授也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了书评。如果我不为尊者讳，那么应该指出，这两篇书评对朱先生著作的评价都不算高。Barrett教授认为《走出中世纪》对认知当代中国有用，但他对许美德的翻译批评尖刻，认为她并不内行，从事这样的翻译，精神可嘉，但自讨苦吃。他也不同意朱先生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在唐代以后发展缓慢的看法。以他的整个书评来看，Barrett教授没有完全读懂朱先生的微言大意，也不欣赏朱先生的文风，于是有点迁怒于译者。在书评的末尾他表示希望有人能在别处对该书做出全面和深思的评论。 可JohnWitek教授的评论其实更为严苛。Witek教授专门研究明清耶稣会士，他对《走出中世纪》中汤若望和杨光先争斗的一章作了细致的阅读。但他认为朱先生对已有的西方和日人的研究成果颇为隔膜，因而所引据的资料陈旧。而且他也不认同朱先生对《剑桥中国通史》中的相关批评。朱先生在注解中指出，康熙便开始驱逐耶稣会士，但Witek教授指出，康熙最后决定禁止传教是在他濒死之年，而且并没执行，因此《剑桥中国通史》说雍正才正式禁教没错。此类讨论，见仁见智。但Witek教授的整个评论，以负面居多。他的最后结语是，此书能有助于了解一个当代中国史家的心境。换言之，他像Barrett教授一样，不认为《走出中世纪》是一本明清以来中国史的学术著作，而更把它视为朱先生本人对中国历史的反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