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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写书评，往往做些批评，因此上面两篇书评者的态度，并不少见。（记得法国年鉴学派的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其名著《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出版以后，曾对批评者不多而甚感讶异。）重要的是他们这两篇书评，一篇发表在美国历史学界的顶尖刊物，另一篇刊登在西方中国学研究的权威刊物上，可见当时西方学界对中国学者著作的重视。上面已经说过，在西方写书评都要预约。以朱先生著作的主题而言，《美国历史评论》约请明清史专家JohnWitek写评论，《中国季刊》的编辑找了中国中古史专家Barrett教授，都是相当内行的做法。 如果我们撇开他们两位略显尖刻的话语，其实可以看到，他们对朱先生论著的见解，反映更多的是中西学术的不同。朱先生的治学和出版的著作，以两类为主，一是对史料的征订和考证，继承了老师陈守实、周予同先生的学问。二是类似上面二书的论文集，其中也有考据的文章，但以阐发论点的论文居多。以我对西方学术的了解，这两类作品都不甚讨好，因为前者虽然见功力，但往往以考订、翻译一些古代的文献为主，而后者因为由多篇论文组成，因此主题往往不明确，结构也较松散。自近代以来，西方学术的“正宗”是撰写专著，在明确提出论点之后，用详尽的史料铺陈、叙述。这一叙述、论证的部分，却不为朱先生所特别重视。朱先生有江南名士之风，他更乐意做的是有感而发，用精简、犀利的语言，表达一得之见。但在西方学者眼里，如果史著铺陈不多、叙述不详，会被认为过于笼统、欠缺论证。Witek认为朱先生论述（过于）“粗线条”，Barrett指出朱先生的文风“语焉不详”，便是明证。这里反映的虽说是对朱先生论著的意见，却是中西学术传承差异所致。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学者不写专著。正如许多人指出的那样，朱先生的治学风格，在中国学界也是十分独特的。 斯人已逝，从我第一次与先生晤面算起，倏忽已经二十年过去了，想来不胜唏嘘。朱先生的好友、复旦葛兆光先生提倡“从域外看中国”，我受此启发，在此以一个“另类”的眼光回忆朱维铮先生其人其学，不当之处，望有识之士教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