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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主义论证中存在的问题 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是在对以“冲击—回应”模式为代表的西方中心取向的批判中展开的。他主要采用的是相对主义论证方式,但其中却隐含了一些悖谬式问题。 问题1:柯文在批评“局外人”歪曲中国历史时指出,与西方史家一样,中国史家也是中国历史研究的“局外人”,因为他们在重建自己过去的历史时,“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依靠从西方借用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从而是局外的。不过,在批判“冲击—回应”论时,他采用了一套完全相反的说辞。他说,说中国对西方概念直接做出回应是“没有多少意思的”,因为“在这些西方概念能够引起回应之前,首先得进行交流,而交流只有通过中国语言及其思想方式的过滤才可能实现……其实,使大多数中国人做出回应的正是这种经过歪曲的本土的说法,而不是外国原有的说法”。在这里,柯文言下的西方概念经过中国语言和思想方式的过滤就变成了中国“本土的”,与前一“局外的”说法比较,变化之大令人吃惊。 问题2:柯文的中国中心观主张要分区域、分阶层来研究中国历史,反对“冲击—回应”论整体层面的宏观研究,因为中国地域广大,“在种族、语言和地区上,变异甚多,极为复杂”,强调局部差异和特殊性,是柯文反对宏观整体史、主张地方史的论证策略。不过,如果把这一地方性策略推到极致,中国中心观所主张的地方史也将变得不可取,因为同一个区域内部还会存在大量差异,同一个阶层的人的经历、个性、气质等也会“千差万别”,以区域和阶层作为单元,将抹平这些差异,从而违背“尊重差异”的原则。 问题3:柯文反对西方中心模式,也反对由其建构起来的中西之间的二元对立,批评那种过于强调中西差异的主张。但是,他有两个方面的做法无意中又强化了他所反对的中西二元对立。其一,柯文主张地方史,强调中国内部的地方性差异,结果导致了西化的沿海与封闭的内陆之间的对立,这是中西对立在中国内部的翻版。其二,在衡量历史重要性的标准问题上,柯文明确主张要用中国标准,排斥西方标准,这就在中国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层面建构了另外一种中西二元对立,变相支持了他要反对的东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