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全书正文包括三编七个问题的讨论’是作者在“政策”与“对策”视野下“新政治史”研究的具体践行。 宋朝如何实现对基层社会的统制在此期间地方做出何种应对?这是第一编“中央集权下的基层权力结构”思考的问题。 巡检和弓手的职能演变体现着宋朝中央对地方控制的强化。自唐末初设历经五代到宋,巡检的职能逐步制度化演变为维护基层社会治安的低阶武职,这是宋朝军事权力在地方的伸展。宋廷将唐末五代作为藩镇镇将私人武装的弓手改由中央派任的县尉统掌并逐步将其转为由地方百姓充任的职役系统,实则是中央权力向地方的渗透。弓手维持地方治安,是国家统治权力的表现,弓手由地方人士出任又是地方利益的代言人“在实际行使公权力时拉锯盘荡在中央统治与地方利益的不同考量间,显现政策在地方落实的过程中因时空变化自然而生的差异性对策(第233页)。政治运行的本质是权力的博弈县衙是宋代皇权统治与基层社会最贴近的政治场域,在此特殊的“权力场”,代表中央和官府的“政治力”与代表地方利益的“社会力”既合作又竞争。宋代基层社会权力运作就是官府与民间力量在政策与对策的交相互动中走向包容共治。 在第二编“地方势力与政治适应”作者的问题意识是宋代地方豪强和精英士族为适应现实环境采取何种政治抉择及其影响。新旧政权交替之际,中央权力式微地方武力趁机而起。面对南宋、金朝和伪齐的拉拢“政策”,以翟氏和孟邦雄为代表的洛阳豪强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其出路和“对策”就因势而多变。选择“平贼守陵”的翟氏受到南宋重用,而孟邦雄则“降齐盗陵”效忠刘豫。翟氏和孟邦雄的事迹,体现出政权递嬗的特殊政治环境下地方势力的“政治适应”。承平之时,士族的发展同样存在应对政治环境转变的问题。在庆元党禁等政治冲击下,四明士族因政见歧义和利益冲突造成家族政治影响力消退。另外家族成员兴趣转变和社会风气转移同样影响家族的兴衰。四明士族的衰替,是外在政治环境作用下家族内部因应失策的结果典型反映出了国家政治局势和家族荣枯、地域社会发展间多重的联动关系。 第三编“政局变动与讯息流动”观察宋代边防经略与战争状态下中央政策与地方应对的关系。 中央政局变动如何影响边疆经略政策的实施?作者通过程节、程邻父子经略广西的实例展开讨论。神宗谋求富国强兵积极开边神宗去世后元祐旧党执政,改为安抚退缩。哲宗亲政,新党再起,边疆经略又显积极姿态。受中央政局变动的影响,程节等边臣宦途跌宕波动。在频繁变动的政治环境下广西经略在积极拓边和安抚羁縻之间摇摆不定,留给政策执行者应对的空间也就有限。 信息流通中同样体现出政策与对策的互动。“庶无稽迟—宋、蒙广西战役的军情搜集与传递”一章表明蒙军侵宋期间宋廷通过使者传递,掌握前线信息并制定对蒙政策,将其传至前线;在广西领导抗蒙的李曾伯经由各种渠道打探敌情向中央汇报,并获得指示贯彻执行。作为皇帝的理宗,其对信息的判断与决策着眼于宋蒙整体战略,而前线指挥官面临瞬息万变的军情其信息判断与御敌之策则讲求随机应变,故出现政策与对策的落差,直接影响战役进程和宋蒙力量的消长。 黄宽重“新政治史”的研究预期是,“探讨政治与社会秩序的连结和互动关系,需要在制度、规范之外同时关注不同权力在面对不同时空的政治情境下,其制度转变、结构调整与政治立场抉择等种种过程乃至其因应之策何如呈现当代的政治内涵(第13页)。在政策与对策互动视野下作者为我们展现出宋代基层权力结构、地方势力政治适应以及信息流动的生动场景。从作者的研究看弓手在实际任职中多扮演“本业以外”的角色乃至“从恶”多端这是制度在地方落实中的变样。在县政运作中县官、胥吏、耆长、士绅、富豪等群体交织于一体’基层权力结构的演变脉络跃然纸上。洛阳豪雄与四明士族展现出乱世与承平时不同社会群体的“政治适应”与发展面貌。同属广西经略南宋军情的“庶无稽迟”与北宋之“令决于中”,反映不同形势下政策与对策关系的多样性,也体现出南北宋国力与中央权威的差异。作者持论严谨,将个案分析与大局关照紧密结合置具体问题于政治史演变的大框架下展开论证避免了研究的“细琐”,也不致流于“空泛”。全书既有对人物命运与政治变局相互关系的细致解读又有对中央集权体制下基层权力秩序的深人分析。全书没有给我们一个标准化的答案和一致性的结论,与获取一个“通则性观点”相比作者更强调“贴近现实环境”,“真切的理解历史的发展”(第23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