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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信而好古”，对历史、对传统、对先贤，抱有深深的温情。史称“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史记》卷六十一），而对于近世涌现的众多杰出的政治精英，活跃于春秋各国政坛的执政卿大夫，孔子更是怀有极大的敬意。史称他“严事”，即特别礼敬臧文仲、柳下惠、蘧伯玉、晏子、郑子产等人。他夸子产为“古之遗爱”，誉叔向为“古之遗直”，赞蘧伯玉、柳下惠为“贤者”。孔子之所以如此喜爱、倾心于春秋这些执政卿，要因正在于他们创造性的思想建树，深深触动了孔子心弦，使夫子不仅“好”之，而且“敏以求之”，并在“接着说”的思想传承中，金声玉振，构建起中国古代“轴心时期”的精神高峰。 一 春秋时期的执政卿们在政治实践中，仰观俯察，对三代以来的思想传统进行了新的解读，并掀起了一股袪魅天命鬼神的思想大潮。其间有三大主线：一是近人而远鬼神，更为关注人间现实。如郑子产所宣示的，“天道远，人道迩”。二是客观理性地看待自然异象，如郑子产、晏子都淡视彗星天象，反对用瓘斝玉瓒等来祭祀，认为此类之举“无益也，只取诬焉”。柳下惠拒绝祭祀鲁东门之外的海鸟“爰居”，也体现了这一自然主义精神。三是倡导“吉凶由人”，人为世间的真正主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臧文仲反对杀“巫尫”求雨，他认为人间的祸福取决于人自身的行为，而不在于讨好鬼神。晏子也认为，齐侯欲杀“祝固史嚚”来治自己的疥疮，是错误的，因为去除祸害的关键不是要去献媚神灵，而应当是去“修德”，即力行德政，造福人民，“使有司宽政，毁关，去禁，薄敛，已责”。 春秋智者们的这类见解，深得孔子之同然。他着意汲取并发扬了其间的“吉凶由人”的人文主义精神，提出了“为仁由己”的理性主义人本哲学。其大端一是强调亲“人道”而“远天道”。揆之《论语》，“天”“天命”和“命”等词，约只出现二十次，而“仁”则多达一百余次。此亦诚如庄子所论，“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史称孔子“敬鬼神而远之”，弟子们很少听到孔子讲“怪力乱神”，以及“性命、天道”之类的神秘的东西。 二是责疑、批判“怪力乱神”。古人相信，占卜用龟，越大越神。当时鲁国的重臣臧文仲就迷信龟卜，他在家里养着一只大龟，并还为之修建了一个豪华住所。孔子认为臧文仲的做法是不智的，实际上是批评他迷信鬼神的不当。孔子病重时，子路请求以祈祷来祛病，遭孔子婉言谢绝。相反，孔子对那些不信鬼神的行为，则大加表扬。据《左传》哀公六年载，楚昭王病重时，不以祭神来治病，孔子听说后，夸赞他“知大道”，即肯定这是一种明智而正确的行为。这一观念，无疑秉承了春秋智者“妖由人兴”，即从人身来探求社会万象之因的人文诉求。 三是高度肯定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在此“人”与“道”相对中，作为一种法则与政治正义象征的“道”是客体，而人是能捍卫、弘扬“道”的积极主体。这种鲜明的对比，尤其是文中的“弘道”与“能”字，既赋予了人任重道远的道义责任，又大大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孔子还以“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乎”的形象比喻，凸显人绝不是被动的，而是能动的主体，人是能够自由而主动的选择，实即是能有所作为的。由此孔子坚信“为仁由己”。“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所谓“为仁由己”，实质上即是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于此孔子信心满满，“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这里洋溢着一种乐观自信的精神，人的圆满自足性，决定了他完全可以凭借自身来成全自己、实现自己，而不必求诸于外在力量，自然更不必祈祷于天命鬼神。 孔子的“为仁由己”人本主义哲学，淋漓地发挥了春秋智者的“吉凶由人”的人学思绪，大大凸显了其间的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为人成为历史的主体和天地间的至尊奠定了坚实而深厚的思想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