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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界非常自然而然地将中西方互视作为超越此种对立的解决之道。这方面的探索是值得肯定的，不过必须对这种言易行难的所谓互视方法进行深层的反思。现在的学者动辄利用迦达默尔解释学中的“视阈的融合”这一术语作为上述互视比较的理据，这无疑把双向互诠问题看得太简单，有些太乐观了，本身是对迦达默尔理论的简单援引而缺乏自我的反思精神。因为如前所述，我们的知识行李是无法卸载的，丢掉视界就无法视见，即便我们一厢情愿力图使自己保持充分开放的视阈，但充其量至多是某些方面构成“重叠共识”，在交集之外的、俗话说我们与他人“对不上眼”的视阈却有总是在所多见。庄子在《齐物论》中写道：“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者，恶能正之？”这里存在一个比较的困境，也恰恰说明了“客位”与“主位”研究方法论之争的一个悖论。按照费肯杰教授的说法，这些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比较。 费肯杰教授是法学家，其世界名著五卷本《法律方法比较论》等又使其足以在法哲学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比较法和人类学的视野、在联合国立法的实践更令其具有从全人类的哲学高度思考不同文化之间求同存异问题。费肯杰教授推参阐述的目的就在于使不同体系之间的哲学比较、不同的思维模式之间的比较得以成为可能。费肯杰教授的理论表现出了这样一个倾向，即：对于非西方文化的认知，这不仅是坐标转移的问题，而更为重要的是衡量尺度改进的方法的元研究。费肯杰经常引述伏尔泰的这样一句名言：“尽管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希望能誓死捍卫你表达意见的权利。”如果说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突破西方中心观寄希望于多学科的研讨班，那么费肯杰教授的推参阐述方法则是通过跨文化的国际研讨班，从而达致一种类似中国人所谓“和而不同”的境界。这也是目前国际上非常流行的做法。推参阐述Ⅲ层面的元研究尽管具有共识论的味道，与柯文历史真相符合论大相径庭，但反对认识论上的一切调和主义。所以柯文表现出来的方法论训诫就是尽可能祛除研究者的历史承载，以期换位思考进入中国历史内部，而推参阐述方法则似乎没有这种如临大敌的高度紧张。尽管殷海光也将后设历史学（即元历史学）的研究对象集矢于历史的“理论背景”，但他基于其建立科学的历史学这一积极的理论目标设定，所以将消革民族感情、政治中心观和价值评断等所谓历史学中认知以外的因子均作为其后设历史学的消极目标了，而怀特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则将这些历史意识合法化，彻底予以暴露。对于费肯杰教授而言，他将“客位”与“主位”研究方法论分别置于推参阐述Ⅰ和推参阐述Ⅱ两个层面，从而暂时化解了庄子在《齐物论》中就已经表示出来的比较的困境。然而，在推参阐述Ⅰ和推参阐述Ⅱ两个层面之后，费肯杰教授继续往前推进其思考，在推参阐述Ⅲ层面进行思维模式最低公分母的探讨，这是一种元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