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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印证，探源头 以往的通史，先秦史的体量一般不超过20%，但在这套“细讲中国历史丛书”里，先秦部分却将夏、殷商、西周、春秋、战国单独成册，在全套12册中，占了大约40%的篇幅。这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这样的体例设置，是丛书主编李学勤主张的。“秦代以前的2000多年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上半段，秦以后2000多年是下半段。大众视野里所熟知的大多是秦以后的历史脉络，这不等于是把中华文明‘腰斩’了吗？我们又怎么知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呢？” 为“探源”中华文明，丛书中使用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包括在《夏史》中采用中外学界有争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部分纪年数据。《夏史》作者郭泳介绍：“书中第一次运用了‘二里头’遗址实地考察后的资料，认定‘二里头’文化的一、二、三、四期都属于夏文化；第一次将大禹治水与古代的气象学资料相结合进行研究，判断四千年前的大洪灾与大禹治水有直接联系；第一次认定‘夏礼’是中华文明礼仪的源头。”她表示：“将夏定于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不是没有争议，但至少是目前所能取得的最精准的成果。” 年代久远的夏朝只在历史的长河里留下若隐若现的帆影，为呈现文明源头的模样，郭泳的办法是将考古、传说、文献三方结合互相印证。 尽管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夏朝的文字，但夏朝的精神财富却在后人的史书中得以流传，比如大禹提出的“九功”。郭泳描述道：这九个方面的成功，可划分“六府”和“三事”两部分，即办好六件实事，处理好三方面的关系。六件实事包括疏通河道、发展农业生产、保障百姓健康等，三方面关系包括官员风清气正进而影响民情民德，官员节俭自律而将财物用之于民，老百姓过好日子了国家自然就富裕了。“‘九功’中所包含的‘厚民’思想，以及大禹治水积极进取、刚健有为的人生态度，不正是五千年来‘中国梦’一以贯之的追求么？” （本报北京5月25日专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