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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的年景如此艰难，到了灾年更是雪上加霜。1937年《国讯》杂志报导了河南灾民的境况：穿的是那破烂不堪的衣裤，食的是那粗糟的糠麸，住的是那破漏的窑洞，过着原始时代穴居野处的生活。虽是木石心肠的人，也会引起感动与哀怜吧！然而这种凄凉悲哀的非人生活，以及那郊原累累的死尸白骨，又有谁来救济呢！ 天灾之外的是人祸，这最主要的来自日寇。1940年《民族》杂志报导了在日寇铁蹄下的东北：日常用品被限制着，大米高粱米，中国人绝不准食用，其他杂粮，每人每月亦以三十斤为限，麦面逢年过节准由村长发给少数，客岁八月节每家准领麦面三两，过年准领六两，且价极高，不领者以有私藏论罪。东北人民什么也没有了，田产、土地，倭寇认为可拿的东西，都给抢夺完了。 东北如此，其他地区亦如此。1942年《自学》杂志发刊词道，抗战以还，人民生活所感受之痛苦有二：物质缺乏与粮食恐慌，此人人所知也。物质缺乏，由于舶来断绝，代用不能供应，粮食恐慌，由于产量短绌，有无不得均输。 今天的人们羡慕民国，理由之一是教师收入高，其实这只是就少数人而言，多数教师的生活依旧贫困。1948年《智慧》杂志第2期刊登唐密之文《教授的生活太痛苦了！》称，教授食不饱，衣不暖，病不医，有孩子不能好好养；他们不满全国的财富分配不平均，少数人钱太多，多数人钱太少，少数人愈有钱，多数人愈没有钱。 至于言论自由，更是舆论界的奢望。1925年《甲寅》杂志刊登时评道：吾国自有新式政治以来，言论之不自由，未有甚于此时也。1933年《礼拜六》杂志刊文《言论不自由》，历数报刊之屡办屡停后感慨道：呜呼！内地之报业，诚不易创办！鉴于镇江刘案之发生，恐愈不敢尝试矣！ 1935年6月1日《申报》上刊登了署名孟君的文章《贫穷人的歌》：“黑夜沉沉，我走遍了南北西东，跑够了乡村市镇，看尽了街灯黯昏，也听尽了坟墓里孤魂的哀呜；但，在这人世间，永找不到半点怜悯同情。高贵的人们，在这幽娴的夜中，拥抱着佳丽正度着甜蜜的好梦；谁还愿意，愿意听我这沦落街路苦命的贫穷人的歌声？哀音的呻吟！”民众的疾苦，在民国时期无处申诉、无人倾听，得不到同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