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西学的内容非常庞杂,要解决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文化发展问题,必须在哲学层面上进行选择。他认为,明末清初西方自然科学的引进,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没有太多关系;严复的《天演论》译本尽管影响很大,但是其学理分析只局限在社会学领域;只有西方哲学思想的引进,才能够解决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王国维一度痴迷叔本华哲学,但在其中并没有看到希望。后来,他对西方哲学由怀疑、失望到最后放弃,经历了“大悲痛”。 中西二学之“化合” 就当时而言,国人对于西学已形成“西学中源”、“中体西用”和“中西会通”三种观念。王国维承续了徐光启、王韬和康有为等人的思想,走的是中西“会通”和“化合”之路。他认为中西二学的关系愈来愈密切。 具体有三个方面:一是中西二学“盛则倶盛,衰则倶衰”,谁也离不开谁。二是中西二学“互相推动”,“如西人之推算日食,以明《竹书纪年》之非伪;由《大唐西域记》,以发见释迦之支墓”(《〈国学丛刊〉序》)。三是中西二学应“会通”和“化合”,西学的引进必须与“中国固有之思想”相结合才能够成功。 譬如佛教引进时虽辉煌一时,终因与重视入世的中国国情不合,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而被“束于高阁”。直到宋代,佛教才与中国儒道结合产生了理学,从而获得了新生,至今影响不衰。因此,西学的引进只有变“受动”为“能动”,才能创造出中国新思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