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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从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到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五朵金花”之首并形成众多分期观点，从努力结合五种生产方式解释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到着力依据中国历史发展特点“重构”中国古史体系的尝试，尽管其研究与讨论过程潮起潮落、跌宕起伏，却无处不见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的深刻影响。正如马克垚所说，“社会形态学说是一种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正确理论和有效方法”。结合社会形态学说探讨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所形成的诸说并起、互相辩论的局面，实际是对中国近现代史学以整体、宏观看待历史为特征的研究范式的全面实践。李振宏认为，凡是涉足这些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史学家，不论持何种分期观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已经“变成了一种思维理性和思维习惯”。 深入考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五朵金花”中，学界对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持续关注；对农民战争问题少有问津；汉民族形成问题已经延伸、演变为一系列重要问题：包括中国古代民族和国家起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等兼具学术与现实意义、事关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大热点问题；资本主义萌芽和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以其充实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和土地制度史研究成果而成就了相关专门史研究的繁荣局面，其中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更引起学界的特别关注。 李伯重提出“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说，即在没有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就简单地将商品经济、雇佣劳动、私人企业看作是资本主义，把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商品经济、雇佣劳动、私人手工业作坊都作为资本主义萌芽，且坚信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可能，这只能是一种愿望、一种情结，这种情结又与近代以来中国人与西方争平等的强烈愿望，“别人有，我们也要有”的争气心态相符合，也与长期以来我们相信世界各族都必然遵循一条共同道路的“单元—直线进化”史观有关系。李伯重、王学典等都认为“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受到重视的原因之一。仲伟民在回顾20世纪30年代至今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过程后，强调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主要缺失在于绕过什么是“资本主义”而直接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黄宗智则把中国大陆学者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归结为“规范认识危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与中国古史分期、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等问题关系密切，后又与近代社会转型、现代化问题、摆脱“欧洲中心论”等互有关联。对该问题的深入反思，成为当今对“五朵金花”评价牵一动全的一个关键问题。 如同当年讨论“五朵金花”问题有着各种不同观点一样，今天回顾、评价“五朵金花”大讨论的过程与得失，依然存在着较大分歧。对于这样一个集结若干重大历史理论问题、持续长达十余年的时间并伴随着大量的具体研究和争论、汇集了几乎所有知名史家积极参与其中的学术现象，需要在充分了解“五朵金花”发生前后实际语境的基础上，进行认真梳理与分析。“五朵金花”问题不是采取讥讽或不屑的态度就能轻易否定得了的，也不是简单地肯定就能说清楚的，而许多先入为主、人云亦云的观点我们却不能同意。如何在新的学术语汇环境中，更好地借鉴和发展这一大笔学术遗产，而不是让新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出现断裂，是值得史学界思考的重要问题。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