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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这一重要论断，高度概括了历史学的崇高使命和重大责任。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这样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对于这一论断的含义，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即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在历史范围之内，而对人类活动的种种研究都不能超出历史研究的范围。至于自然界也有历史，但那是人类为它记载和撰写的，从根本上说也是历史科学的一部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因此，问题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4页）在这段话里，恩格斯认为，“关于社会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这就是说，历史科学在“关于社会的科学”领域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的命题，正是明确地反映了历史科学的这一重要地位。 同时，历史研究还“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这是从另一个方面说到历史研究的重要地位，即承担崇高的使命。大家知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是司马迁认识历史、撰写《史记》的宗旨。司马迁所说的“天”，没有完全摆脱“天意”的影响，但他在《史记》中所表达的天人关系主要是历史形势、社会环境与人的活动及其命运的关系；他所表达的古今关系，一是社会历史是在不断进步的，这从《史记》诸表的序看得比较清楚，从有关的本纪、书和列传中也可以看得清楚；二是“古”对于“今”来说，具有借鉴的价值和意义，即所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一部《史记》，总结了历史上前人留下来的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尤其是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给了后人许多启迪。 习近平同志在信中引用司马迁的这两句话，寓意深刻：一方面表明对这位伟大史学家撰述宗旨的尊重和继承，一方面又赋予这一宗旨以现代的含义和生命力。当今，人类历史已经进入到关注生态并致力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对“天”即自然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理解，人类的活动与自然的发展应在和谐的关系中前行。而“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随着社会的进步，人越来越得到自由的发展。在改革开放历史形势下的中国，“以人为本”成为时代的主题，人的平等成为社会建设的目标之一。可以说，在21世纪新的理念下的“究天人之际”，仍是历史研究的重大课题。 司马迁说的“通古今之变”，在“古”与“今”前后用了“通”与“变”的概念，即不仅仅是考察古今关系，而且要在“通”与“变”方面作出解释，这是司马迁历史思想之深刻的表现之一。他给后来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提出了极恢宏的思考空间，促进了人们在古今关系和通变思想方面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如宋朝史学家对唐初令狐德棻关于撰写前朝历史的建议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典章图史，有国者尤急，所以考存亡成败，陈诸前而为之戒。方天下初定，德棻首发其议，而后唐之文物粲然，诚知治之本欤！”（《新唐书》卷102后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