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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在信中赋予“通古今之变”以现代的、世界眼光的诠释，指出：“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发展而来的。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所以说，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这就是当今历史研究的使命。从人类各种正当活动的共同目标来看，当“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成为人类的共识并受到真正的尊重时，那不只是历史科学价值的实现，而且是人类文明的极大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同志的贺信，是对全世界历史科学之真谛的揭示，也是对全世界历史科学工作者的鼓舞。 那么，历史研究怎样才能真正成为“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呢？从当前中国史学发展状况来看，我以为以下两点是比较重要的： 第一，历史研究必须具备并大致遵循已经形成的完整的理论方法论体系。这个理论方法论体系可以用教科书的方式表述出来，如各种版本的“史学概论”那种表述方式，也可以用结合具体研究对象作比较简明的说明。这后一种表述方式，是继承了中国史学上“未尝离事而言理”的传统。如翦伯赞于1963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就是一篇讲理论方法论的大文章。文中讲了八个问题：如何处理历史上的阶级关系，如何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如何处理历史上的国际关系，怎样对待发展观点，怎样对待全面观点，人民群众与个别历史人物，政治、经济与文化，理论、史料与文章（文章收入《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三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9—74页）。这八个问题中，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史学工作者的基本修养，其他七个问题都与理论方法论相关涉，都是结合具体研究领域阐述理论方法论原则及其运用，使人易于理解。这是从一般意义上阐述研究中国历史的理论和方法。又如侯外庐在讲到他关于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的“研究原则和方法”时，写了这样一段话：“总的说来，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它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说明历史上不同社会经济形态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我十五年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页）侯外庐从九个方面论述了这个“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翦、侯两位史学前辈在几十年前讲的这些历史研究的理论、原则、方法是否已经“过时”了呢？我以为，社会在进步，学术在发展，他们所论述的理论方法论原则，或许个别地方需要补充和修订，但就整体来说，依然适用于指导当今的历史研究。这是一笔值得继承和发展的理论遗产。 第二，历史科学的发展，需要继承和创新，也需要批评和商榷。近些年来，社会提倡创新，学术界更是大力倡导创新，在这样一个鼓励创新的社会环境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创新事物和创新产品，令人鼓舞。创新和原创，需要发现问题、积累问题；没有对新问题的阐释，没有对老问题的新阐释，很难做到创新和原创。同时，创新和原创，一般都离不开继承，或受到前人学术的启发提出新问题并作出合理的阐述，或对前人提出的问题作出新的解说，都是在继承中的创新，而作为新的解说的“第一人”，其成果即可视为“原创”。为了历史科学更大的发展，需要大力倡导积累问题，提出问题；同时也需要进一步提升对于继承的认识，真正认识到继承是创新的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