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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历史科学的发展，也需要批评和商榷。侯外庐讲到他治学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时，把“执行自我批判，聆听学术批评”作为他的原则和方法之一，认为“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并非拒绝批评”（《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第19页）。在这方面，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作出了表率。可以这样说，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学术上的批评和商榷。比如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7年中关于“五朵金花”的讨论，以及其他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也都伴随着批评与商榷。前不久，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不少与会者认为，上世纪80年代，学术界还有一些关于重大问题的讨论，而近年来人们更多关注的是自身的研究，很少见到有关学术批评和商榷的文章。显然，这对学术发展是不利的。究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研究的问题比较微观，对宏观问题关注得不够；二是写批评文章，说优点怕被人说是“捧场”，说缺点怕“得罪人”，更怕影响人家评职称；三是缺少批评和商榷的氛围与平台。为了更加有力地推进历史科学的健康发展，对上述情况作出改进是必要的。 首先，要营造批评与商榷的良好学风。上世纪80年代，白寿彝先生在讲到要关注当代人的著作和开展书评写作时讲的一些话，在今天或许还是可以参考的。他认为：“我国的文学界就够脆弱的了，而史学界比文学界还要脆弱。缺少书评，缺少批评和反批评。有很多书是费了很大气力才得以出版的，但出版以后，没人过问，久而久之，湮没无闻。这种现象，是有碍于学术繁荣的。”关于书评的写法，他讲得很具体，就是：“说这书的好处，要确切指出它的优点，而不是一般地捧场；说它的缺点，要确切指出它的不足之处，最好能提出补充和修改意见，而不是挑眼。”（《白寿彝教授谈读书》，《读书》1982年第5期）他反复强调要提倡和鼓励这种实事求是的评论和学风。 其次，要关注历史研究和历史撰述中的重大问题。史学工作者一般都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和学术专长，这是史学发展所必要的。同时，对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撰述中存在的带有全局性或整体性的重大问题，史学界同行似应当有更多的关注。这样的问题是不少的，比如前不久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一些同行指出，中国历史上不存在奴隶社会，基本形成定论。我个人认为，问题可能不那么简单。其一，此说虽久已存在，但主张有奴隶社会的观点现今也还存在，不仅一些大学教材如此，就是2012年出版的《简明中国历史读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本书编写组编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也持此说。以上二说如何协调？这就是一个大问题。其二，在中国历史上不存在奴隶社会，怎样看待原始社会解体后的中国社会，或者原始社会怎样过渡到下一个社会形态？对此，是否也应有比较明确的说明，也还有讨论的空间。此外，在关于中国古代史的著作中，有的书不知为什么对“秦帝国”“汉帝国”“大清帝国”这样的写法很感兴趣？“帝国”是个什么含义？“二十四史”中是否有此种说法？此类问题，可以举出不少，都有展开商榷、讨论的必要。 再次，要有批评、商榷、讨论的园地与平台。近来，翻阅《学术界》杂志，发现这家学术刊物很久以来坚持每一期都设立“学术批评”栏目，所刊文章涉及文、史、哲、经、法、文化、教育等许多领域。虽然这家杂志的影响力还不是很大，但它在学术批评方面的用心坚持是值得称赞的。如果有更多的学术刊物也能稳定地开设类似“学术批评”的栏目，倡导学术上的批评和商榷，并优先发表有一定分量的此类文章，对促进学术界的“百家争鸣”是大有裨益的。 作为“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的历史研究，只要具备严谨的科学精神、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就一定能承担起这崇高的使命。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