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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领域的广度和深度是考察一时代学术是否发展最直观的维度。中国学术研究领域突破常规的开拓，始于清末梁启超等人的提倡，显见于民国初年王国维在上古史领域、陈垣在宗教史领域的突破性研究，发展于20世纪2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和社会史论战。至抗战爆发前，不仅文史哲学科的研究视野大大拓展，就是中国向来没有的考古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远超清代音韵训诂、校勘考据、天文历算、西北史地等学术范围。 学术成果是学术认识论、方法论的载体，是学术研究领域拓展的表现，是判断一时代学术是否发展的另一直观维度。衡估学术成果是否有价值，视角很多，但最为关键的是看其是否开创了新的学术典范。清代的学术成果当然称得上硕果累累，但是能称得上创造典范之作的并不多。而民国学人在新学术认识论的导引下，在新治学方法的帮助下，以新观念收集、审视新旧材料，以新方法整理、解读新旧材料，在众多新领域里，产生了不少为世人叹服，为后人接受的典范之作，至今嘉惠学林。 如果说学术研究领域的开拓和典范之作的创造是可量化的因素的话，那么学术精神之凝聚则是较难把握的主观因素。以笔者之见，衡量一时代学术精神是否能穿越时空，不仅要站在后人的视角检讨其是否为后人接受，亦要回到历史场景之中看其是否为时人认可。从这两个角度来看，“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这种生命不息探索不止的精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种为真理而真理的态度，“对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这种理性的取向，“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种勇敢的担当，的的确确是可以穿越时空的。 从以上五个维度的对比分析可知，民国学术在学术史上的确应有很高的定位：对清代学术而言，可谓全面超越，对当代学术而言，可谓筚路蓝缕，对中国学术而言，可谓承前启后。但是，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肯定一个时代并非为否定另一个时代。一时代有一时代之世道人心，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化学术。世道人心不同，文化学术必然不同。不同时代的文化学术，各有优长，各有问题。因此，理性的评判者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对不同时代的学术在具有可比性维度上进行评判的目的，主要在于继承前人遗产，促进当前学术更健康发展。否则就很容易滑入意气之争，而非学术评判。而要这种理性的认知成为学界共识，还需要构建和弘扬评判学术应有之正确态度。 数十年来，对民国学术的评判出入之大，简直让人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叹。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除了评判缺少合理的可比性维度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很多评判者未有一种评判学术的正确态度。学术评判与其他价值评判有相同之处，也有自己的独特性。笔者以为，一个较为正确的学术评判态度，至少要有三个方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