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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新青年》杂志横空出世。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有影响的刊物，《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以倡导青年文化为起点，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猛烈抨击，促进了西方文化的广泛传播，使国人受到了民主和科学的洗礼，尤其是教育和影响了一大批热血青年，为新文化运动作了思想准备。同时，《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与策略考量，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往往采取了一种“有意的偏激”态度。在《新青年》创刊与新文化运动肇始百年之际，重新审视这段风云际会的历史，对于全面认识《新青年》的历史作用，客观评价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新青年》的历史分期及其特征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国家政权，大肆开展复辟帝制活动，极力鼓吹复古思想，提倡尊孔读经。各种孔教会、孔道会等组织纷纷成立，康有为提出应把孔教写进宪法，定为“国教”。面对这股复古潮流，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向封建专制主义开展猛烈进攻，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思想启蒙运动，《新青年》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根据《新青年》的思想发展轨迹，可将其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并且每个阶段都体现出不同的思想特征。 初创期：自1915年9月创刊，至1916年2月第1卷止。这是《新青年》发展的第一阶段，主要以探讨青年的“修身治国之道”为旨归，是青年文化的首倡者。《新青年》最初名为《青年杂志》，由陈独秀在上海创刊，群益书社印行，原定为月刊，每卷6期。《青年杂志》创刊伊始，大量刊登评介西方文化的文章和外国文学译作，主张自由、科学与人权，倡导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成名期：自1916年9月第2卷起，至1918年6月第6卷第4号止。《新青年》因向传统的旧道德、旧文化发动猛烈进攻而一举成名，成为倡导新文化、鼓吹思想启蒙的重镇。《青年杂志》创刊后，因与其他刊物有重名之嫌，故自第2卷起更名为《新青年》，成为名副其实的青年文化期刊。1917年1月，陈独秀被北大聘为文科学长，编辑部也随之移至北京。《新青年》自第4卷起改版，采用新式标点，只刊用白话文，不再接受外稿，成为“同人刊物”。陈独秀邀请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高一涵和周作人等人参与编辑工作，实行轮流编辑的办法。在此期间，《新青年》先是“打孔家店”，接着发动文学革命，开展东西方文化论战，以及批判“灵学”迷信等，向传统文化与封建思想发起猛烈进攻，引发强烈的社会反响，成为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 过渡期：自1919年5月第6卷第5号起，至1920年5月第7卷第6号止。陈独秀曾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宣称：“批评时政，非其旨也。”然而，在陈独秀、李大钊等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其办刊思想发生了重大改变，开始由文化启蒙向政治宣传转型过渡。《新青年》先后开辟“马克思主义专号”和“劳动节纪念专号”，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鼓吹工人运动。后来，由于陈独秀被捕、离开北大和寓居上海，以及胡适与李大钊发生“问题与主义”之争，《新青年》表面上仍以“南北通信”的方式维持运作，但实际上只由陈独秀一人主编，编辑部同人也因观念不同而最终“决裂”。 发展期：自1920年9月第8卷起，至1922年7月第9卷第6号止。随着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新青年》由过去的“百家争鸣”变成“一枝独秀”，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期刊，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从第8卷第1号开始，《新青年》再次改版，随后脱离群益书社，由自办的青年社发行。陈独秀赴广州后，改由《共产党宣言》的首译者、共产党人陈望道担任主编。由于《新青年》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胡适称其“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苏俄）》的汉译本”，因而被上海法租界查封，后迁至广州出版。在1922年7月出版第9卷第6号之后停刊，至此共出版9卷54期。 终结期：自1923年6月《新青年》季刊出版，至1926年7月最后停刊。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新青年》以季刊形式在广州出版，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瞿秋白担任主编，并强调使之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但出版4期后停刊。1924年7月复刊，由陈独秀、彭述之等主编，不定期出版了5期。《新青年》自1915年9月创刊至1926年7月最后停刊，共历时11年，累计出版63期。鉴于《新青年》改为季刊后，不再使用原来的编号顺序，故也有学人认为已经不再属于原刊系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