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阶段，是初步开放阶段，时间自1985年至2005年。198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这一阶段是对抗日战争认识的转折点，不仅研究者逐渐多起来，而且在思想观念上也有很大进步。 转折点的重要推动者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当时，中国抗日战争的主要历史陈列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的抗日战争馆。1984年，胡乔木指出军事博物馆抗战馆的历史陈列不能只反映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战活动，而应将国民党抗战和正面战场内容加进去，以全面反映国共两党共同进行了抗日战争。同时，还要求在宛平县卢沟桥建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正是在胡乔木的指示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制定了抗日战争馆的陈列改革方案。笔者也有幸参与了这一方案的讨论。该方案的制定与实施，直接影响和推动了中国大陆的抗日战争研究，特别是国民党和正面战场的研究。 1985年，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全国宣传系统发布了一个文件，其中说：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政党、各团体、工农商学兵、海外华人华侨，共同进行的一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战争。文件同时指出，为抗日战争殉国而献出生命的国民党官兵，都值得我们纪念。 胡乔木的决策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这一文件精神，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认识的发展，体现了由“人民战争观”向“民族战争观”的转变，对国共两党、两军、两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1985年，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在北京和全国若干主要省市召开了学术研讨会。各地研讨会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是谁领导了抗日战争。对此，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一说共产党领导，一说国民党或国民政府领导，一说国共两党共同领导，不一而足。笔者在江苏省纪念抗日战争的学术研讨会上，就正面战场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学术报告。事后得知在讨论时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与会者不赞成我的观点。他们认为，怎么能说国民党还抗战呢?这反映出1984年至1986年是处在抗日战争认识的转折时期，其中包括对两党、两军、两个战场地位作用的认识问题。 对抗日战争认识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民国时期政治、经济、外交，特别是国民党军政人物的评价和判断。如国民党领袖蒋介石，长期以来被陈伯达等戴上了几顶大帽子：“人民公敌”、“国贼”，是“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义集团”、“投机革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总代表”等。也是在198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前后，对蒋介石才慢慢地给予了客观的真实评价，才逐渐地“由鬼变回人”，若干不恰当的帽子才慢慢地摘掉。 大约在1985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重庆的一次会议上指出，国民政府为什么能够在西南大后方坚持抗战八年，它的经济战略如何?希望学者们研究。后来，这个任务交给了成都西南财经大学。该校的教授们曾到南京搜集史料，编著出版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战略研究》。 在这一转折时期，1984年作者与陈谦平教授利用原始军事档案，写出了《简论台儿庄战役》的论文，这是中国大陆第一篇反映正面战场的文章。同时，我们也开始编写大陆第一部全面反映正面战场各次重大战役的专著《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自1985年至1995年的十年间，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出版了何理著《抗日战争史》、军事科学院三卷本的《抗日战争史》以及刘大年主编的《民族复兴的枢纽》等。作者主编的国家“七五”重点项目《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也于80年代末写出了初稿。这一时期，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汪伪和伪满史，抗日战争的大后方、敌后财政经济史和抗日根据地史的研究，均成就斐然，成果发表和出版很多，并在学术观点上有了很大改进，认识更加实事求是。档案史料的开放使用和编纂，都有很大发展。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文献材料，也陆续编辑出版。1995年9月，在台北举行了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大陆有31位学者出席。研讨会体现了海峡两岸学者对抗战历史的认识，已基本上达成一致，是两岸抗战史研究的重要转折点。 可是，在1995年迎接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时，大陆主管部门某位领导批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研究多了，说“宏观失控”，要求各出版社清理。一时间，一批待出版的抗战项目纷纷下马，其中包括作者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此书最后延至2001年才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5年的曲折，并不奇怪，它反映了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有一个反复和逐步接受的过程。这一反复再次削弱了正面战场的研究，报纸杂志和电视荧屏，又只报道敌后战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斗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