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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关于如何看待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和所谓“不抵抗主义”问题。 关于“攘外必先安内”，蒋介石把它公开视为国策。对此应该如何判断和认识。我们认为，从单纯的军事角度而言，这一政策是无可非议的。因为战争中只有后方安定了，才能集中力量对付敌人。问题是“安内”指的对象是谁和如何“安内”。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蒋介石是采取消灭异己力量的办法，达到安内的目的。这个异己力量主要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和与蒋介石持不同政见、立场的国民党内外的军政势力。在日本强敌面前，蒋介石不是调整自己的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军政力量共同对敌，而是企图消灭异己力量，单枪匹马地去应对日本的侵略，这从政治战略上说显然是错误的，也是违背国家民族利益的。 在进入全面抗战阶段，蒋介石在军事战略、政治战略和经济战略三方面，均作了相应的调整。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现了坚决抗战的决心，也受到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的赞扬。不久，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显示了蒋介石在与中共团结抗战方面，向前跨出一大步。对国民政府控制下不同的军事政治力量，在抗战的旗帜下，也表现了合作的态度，如川军、桂军等军事力量，走上了抗战的第一线。这些都表现了蒋介石政治战略的变化和进步。 在军事战略方面，1937年8月，南京的国防会议提出了“全面抗战”和“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方针。所谓“持久消耗战”即“以空间换时间”和“积小胜为大胜”。这一方针与中共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向国民党军委会提出的持久作战原则以及1938年5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国民党的方针虽然提出的时间较早，但是共产党的方针较完整、全面、科学。 蒋介石的这一军事战略思想，其本质仍是消极防御的方针，是与敌人打阵地战、拼消耗，远远达不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和保卫国土的目的。 蒋介石的军事战略思想虽然是保守的、消极防御性的，但是总体上说，随着中日战争的发展，他逐步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走上团结抗战的道路。 对蒋介石所谓的“不抵抗主义”问题，应如何认识?蒋介石在14年的抗日战争中，在不同阶段表现了不同的对日政策和不同的战略、策略。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局部抗战阶段，蒋介石的对日政策，基本上是采取妥协、退让，谋求通过谈判以求解决冲突，从而未进行真正的抵抗准备。过去，我们一直批判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甚至上升为不抵抗“主义”，而且从战争行动上也给人以不抵抗的判断。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蒋介石命令东北军和其他部队实施不抵抗的文件。在“九一八”事变后短短的四个多月时间丢失了东北大片国土，蒋介石因此受到国人的普遍批评、谴责、抗议，他是无法辩解的。 研究蒋介石的不抵抗问题，首先应该观察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面临的形势。当时，中国是弱国，日本是强国；中国是大国，日本是小国。这种对比形势的改变，需要经过漫长的过程。“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在军事上面临三种选择：一是不讲求军事策略，调动力量与敌人进行拼死斗争；二是不作任何准备，在敌人面前不作任何抵抗；三是实行有利于本国利益的妥协政策，实施以达到消灭敌人为目标的战略性撤退，在运动转移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正确战略方针，是应该实行这种战略性的撤退。 1931～1933年间，国民政府军事机关虽然也制定了一些作战方案(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但仅仅是书面上的构想，并未实施和部署。在整个东三省作战期间，蒋介石缺乏明确的、坚定的抗战态度和周密细致的以消灭日军有生力量为目标的战略部署。因此，在战争进程中表现出来的是军队不抵抗或软弱的抵抗或不战而退。观察抗日战争初期特别是东北战场的战争，中方采取的战略、策略和战术，必须从当时的国情出发，即“敌强我弱”是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虽然我们不应该轻易地给蒋介石戴上“不抵抗主义”的帽子，可是缺乏战争准备和未组织有计划有成效的战略撤退或转移，应当受到批评和谴责。战争初期，反蒋的群众运动、谴责蒋介石的呼声不断涌现，反映了广大民众对蒋介石软弱的抗日政策的反弹。 总之，对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甚至加上“主义”的帽子，应当从中国面临的国情和中日军事经济力量对比而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不应一棍子打死。战争中期之后，蒋介石逐步转向积极的抗战态度，从多个方面积极备战、迎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