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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理论和实践上构建“中西古典学”是林志纯(日知)先生学术成熟后用力最深的方向，是先生一生学术的精华所在，其中寄托着对未来中国世界古代史乃至整个史学研究工作的希望。林先生在讨论“中西古典学”的时候，并没有首先抽象地探讨学科划分之类的问题，而是用一种研究规划的方式勾勒出“中西古典学”的问题意识、时空范围、基本立场。本文根据林先生的理论勾勒和具体研究实践，试图重现“中西古典学”的框架，并对其中有争议的内容做出自己的理解，希望对当前关于“古典学”的讨论有所助益。 关 键 词：林志纯/日知文集/“中西古典学”/“古典学” 基金项目：四川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优秀青年学者百人计划”；201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阿卡德王权对苏美尔多神教的改造”(12BS005) 作者简介：王献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要了解过去半个多世纪的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了解中国学者对古代世界的历史认识，林志纯(日知)是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一个名字。②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林先生并不只是甚至不主要是一个狭义的世界古代史研究者或者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学从业者，也不仅仅是一个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开拓者和建设者。他对世界古代史领域内研究工作的认识超越了狭义的学科门类，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关怀。他以理论创新的方式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古代世界的研究做出了新的定位，并且根据这种新的构想做出了系统的努力。这就是林先生自己命名的“中西古典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理论和实践上构建“中西古典学”是林志纯先生学术成熟后用力最深的方向，是先生一生学术的精华所在，其中寄托着对未来中国世界古代史乃至整个史学研究工作的希望。 上世纪90年代是林先生集中提出并实践“中西古典学”研究的时期。③这一时期林先生提出“中西古典学”构想的理论性文章最重要的有《论中西古典学》(1993)，《再论中西古典学》(1996)等，后来基本收入1999年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西古典学引论》。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则是林先生“中西古典学”研究的实践，具有范例价值，系统地展现出“中西古典学”的概念框架、研究路径和问题意识。特别是2012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由林先生的弟子张强教授主持编辑的五卷本《日知文集》，将林先生的重要作品集中起来，包括《中西古典学引论》和《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为后学学习和研究林先生的学术思想提供了极大方便。本文便依据《日知文集》收入的文献，尝试对林先生的“中西古典学”做一次初步的整理和理解。④ 一、“中西古典学”的学术构想 《论中西古典学》一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曰“中西邦学与中西古典学”(卷四：459-460)。《说文》“邦”“国”互训，林先生以为即英文city-state所译之polis，表达“城”“邑”“国家”“公社”“公民集团”等含义。“邦由全权公民(邦人、国人)组成。邦人之于邦，是自由民，同时又依附于邦，古希腊人所谓‘邦之动物’，古中国人所谓‘邦畿千里，维民所止’，皆表示邦人的本质”。“邦人国人在五伦中居最高地位，这是古典文明的普遍原则，中国西方都无例外”，此之谓“古典时代的民主”。“邦是文明出现时期，人类社会由血缘关系转变为政治关系时产生的组织形式，古代世界各民族(至少是定居民族)都曾有过”。“荷马、赫西奥德的史诗，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的历史，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政治学，西塞罗的辞令，在中国三经三礼，诸子百家，自黄帝至共和，自孔子至司马迁”，莫不“兴于邦学之日，以古典不朽传至今朝。”因为邦是古典时代社会的基本单位，所以“邦学”乃是古典学之始基，“其内容则邦人(国人)的民主政治也”。 第二部分曰“古代文明与近代文明，西方古典与中国古典”(卷四：461-465)。林先生认为，从公元前一千年代初的古希腊文化开始，经过罗马古代共和国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为西方或者欧洲的古典时代，“或延长至东帝查士丁尼(527-565年在位)时代”。这样理解的西方或者欧洲的古典时代，先后均有大规模的蛮族入侵，第一次是在迈锡尼文化衰亡和古希腊文化出现之间，第二次则是西欧古典文化结束到文艺复兴(约相当于公元5-15世纪，即欧洲的中世纪)，这两次大规模蛮族入侵让古代欧洲进入“黑暗时代”，可依先后分别称为第一次和第二次“黑暗时代”。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凭着古典文明文化的再生，由中世纪走进近代”。林先生强调，在西方近代史的初期，来自中国古代的三大发明和古典中国的哲学思想，包括孔子的哲学思想，都起了推动时代前进的作用。 中国古代没有黑暗时代，所以古典文化得以持续发展，但总的来说，其社会和科学技术成就与西方古典文化相当。这一点乃是“研究‘中西古典学’之基础，亦‘中西古典学’之必须提出的问题!”“可以说，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问题，中国古典时代与西方古典时代是基本不相上下的；中国古典时代的继续发展，比之欧洲黑暗时代，是高潮低潮问题，当时中国的科学技术，比之西方黑暗时代是胜过的；中国科技的发展，到了近代现代，在欧洲文艺复兴和近代科学兴起之后，则被欧洲超过了”。 《论中西古典学》一文的第三部分曰“天上人间，科学与民主，中西古典学的历史任务”(卷四：465-472)，规范“中西古典学”的研究目标。古希腊人在公元前776年创办奥林匹克赛会，在中国古代史上，这一年是周幽王六年，也正好是《诗经》中的《十月之交》保存下来第一次可靠的日食记录所在的一年。此时在位的周幽王是周宣王之子，周厉王之孙，而在此不久前的厉宣之间(公元前841-前828年)曾有过14年的“共和”时代。林先生认为，这14年的“共和”见证了“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标记着中国古典时代的君主制在“汤武革命”后向公卿执政制的转变。林先生说，“公卿执政制是古典文明的政治制度的本质，即古代民主政治，如雅典之‘雅康’制度那样”。正如公元前776年是“希腊文艺复兴”时代的开始时期，此后希腊进入真正的古典民主政治时期(卷四：462)，古中国也在这一时期进入古典文明全盛时期。这是《十月之交》在科学史和天文学史意义之外，对中国古典“民主政治”的意义(卷四：467；另见卷三：300-301)。 《再论中西古典学》一文是对上文所提“中西古典学必须重新研究”的任务进行的“再一次尝试”，林先生在其中试图对中西古典学的构想给出更明确的说明。文章的第一节“中国和欧洲古典史发展的形势不同”开宗明义，指出欧洲古典史有黑暗时代(中世纪)，而中国古典史没有这样的过程和结果。林先生在这里注意到“欧洲古典史”和“西方古典史”两个概念在严格意义上有所差别，因为广义的西方古典史从范围上可以涵括近东之埃及、苏美尔、巴比伦、亚述等，只有在狭义上作为“欧洲古典史”的“西方古典史”才不包括这些地区在内，虽然可以在研究中联系比较这些地区。狭义上的“西方古典史”也就是“欧洲古典史”，林先生取其狭义。“‘西’指古希腊、罗马，为方便计，有时亦称欧洲古典史”(卷四：474；对比卷三：1)。除了传统所说的中世纪，欧洲的古典史上还有一个“黑暗时代”，就是迈锡尼到后来的希腊文化之间的时期。 “中国古无‘黑暗时代’，亦无‘中世纪’”。和欧洲不同，“中国在古典时代之后接入古典帝国时代”。结合对《史记》前四表的解读，林先生在文章的第二节中将中国古典时代的时空范围和内容核心勾勒出来(卷四：477-487)。从时间和发展阶段上说，“共和之前，古典之五帝三代；共和之后，古典之春秋时代，前者属王政时代，后者属霸政时代，以及公卿执政时代，执政之公卿发展为当权在位之国君，乃至称‘王’，即战国之形势。然后由战国发展为帝国，汉帝国是矣。六国或战国，为向古帝国之过渡，皆属古典时代”(卷四：478)。就中国古代史上的这个时期，《太史公自序》曾总结道，“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林先生对司马迁的说法做出进一步的发挥，认为这里提到的“汤武”“春秋”“陈涉”，“其历史地位、作用，一也。”而这里司马迁所谓的“道”指的是王道，所谓的“政”指的是“王政”，“皆古典时代之内容也”(卷四：478)。中国古典时代后是古典帝国，自秦汉至南北朝为第一古典帝国，自唐至清为第二古典帝国，之后直接进入近现代。 文章第三节“欧洲古典时代之转入黑暗时代和中世纪，欧洲的古典帝国中绝”。希腊古典世界之兴，若不计宫廷文化时代和黑暗时代，实略晚于中国古典的创始。而欧洲古典时代之结束，在东罗马查士丁尼时代，“欧洲的古典帝国中绝”，“此中西古典学之一根本区别!”(卷四：482)根据林先生的看法，固然中间西南亚及印度的一部分，在希腊化帝国时代和罗马帝国时代这样的时期连属于附近地方，因此进入古典世界，从整体上说旧世界的古典时代“不外中国古典和西方(欧洲)古典两大片而已。”(卷四：418)就这古典时代的两大片而言，其根本差别在于中国古典时代长期延续，由古典时代而古典帝国，之后直接进入近代而没有经历中世纪。欧洲古典只发展至罗马帝国时代，到近代早期因为古典已经断绝，只好“来一个巧妙阶段，回顾古典，把从古典所得益者，用之于近代，历史上这叫做‘文艺复兴’。”(卷四：482) 第四节专门谈“文艺复兴与中西古典学”。林先生再次强调西方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进入近代史的时期，包括中国古代的三大发明和古典中国的哲学思想，如孔子的哲学思想，在西方“都起到了推动时代前进的作用”。林先生重复《论中西古典学》一文所说，“同是古典时代，时代相近似，社会的成就亦相当。此研究‘中西古典学’之基础，亦‘中西古典学’之必须提出的问题!”(卷四：484-48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