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中西古典学”的基本方法 阅读林先生的作品，往往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他的写作自成一格，和冷静自制的史学写作并不相类。他思考问题和处理资料的方式也极有特点。这些给我们总结林先生“中西古典学”的方法论造成相当大的困难。但用心体会的话，还是能够从中发现一些自身比较一致的方法论特点。在对具体研究问题的处理上，林先生强调通过第一手的原始材料复原古代文明世界，将论证的基础建立在对史实和概念的澄清上，如关于勒夫坎狄考古发掘的讨论(卷三：34-42)，对“共和”和“共伯和”的文字考订和辨析(卷三：316-327)。在理论层面上，则或可将林先生的方法看做是马克思主义整体史观和中国通史传统的某种结合，尤其重视史学阐释。⑤对复原历史的强调和对史学阐释的重视之间有很大的张力，但这也让林先生的作品具有一种特别的魅力。 上文已经提到，林先生认为中国古典文明自成系统，而西亚、北非、南亚、中亚文明都因为与欧洲文明的关系而共同形成西方文明系统，成为“中西古典学”要面对的“古典文明世界(一个整体)”(卷三：15，图示)。为了说明这种整体性，特别是中国古典文明和此处定义的西方古典文明之间的整体性，林先生专门提起丝绸之路，并将丝绸之路称为强调整体性的古代文明世界的象征。他认为古代丝绸之路不必东起长安、洛阳，也不必止于罗马和亚历山大里亚，因为在这些大城市建立之前，丝绸之路早已存在(卷三：20)。林先生并罗列考古和文献证据，说明中国和西方“自新石器文化至古典时代文明”，一直在物质生产、生活和精神的礼俗习尚方面不断地相互交流，相互补充(卷三：27)。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林先生受传统史学，特别是《史记》的影响甚深。在史学概念的使用上，林先生非常注意采用中国传统史学的概念，例如对“公卿执政制度”的创造性发挥(卷三：154)，以及在历史分期上采用《史记》以“共和”为界，将“黄帝以来迄共和”和“自共和迄孔子”分为两个历史时期，认为其“符合历史实际”(卷三：305-308)。《太史公自序》云：“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林先生将汤武陈王革命这种“吊民伐罪”，“民欲天从”的革命传统当做中国古典精神的宝贵传统来对待，特别是儒家与陈王革命的历史关联，强调“孔甲为陈王博士”(卷三：93-99)。 在具体研究上，强调根据原始材料的实证研究之外，林先生较多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但需要说明的是，比较研究对于林先生，与其说是一种具有指导性的方法论，不如说是一种研究方案和解决手段，是为他的整体框架服务的。只在后者的意义上，林先生对问题的处理可以看做历史学的比较研究。例如林先生在讲到中国和西欧中世纪的时候，固然“有许多方面，许多问题，可以互相比较，互相补充，彼此启发的”，但紧接着他说，“无论是古典，还是中世，中国和西方都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问题的。”(卷三：145)是“行国帝国”在中国和欧洲造成的不同结果，让欧洲和中国的中世纪有了颇为不同的形态。而从历史发展的大势上来说，中世纪的差异只是历史的变形，而二者进入近代的时间相差并不很长(卷三：146)。 另外值得强调的是，林先生在讨论“中西古典学”的时候，并没有首先抽象地探讨学科划分之类的问题，而是用一种研究规划的方式勾勒出“中西古典学”的问题意识、时空范围和基本立场，大大超越了传统的学科边界。《论中西古典学》和《再论中西古典学》是《中西古典学引论》的最后两篇，应该说也是林先生系统地阐述“中西古典学”最重要的理论作品，比较充分地展示出先生对“中西古典学”的认识方式。可以说，林先生对“中西古典学”作为一个学科门类的定位相当明确。对林先生来说，“中西古典学”固然首先是个研究规划，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学科规划，应该作为一种学科规划纳入后来者的视野加以探讨。 要从学术史的角度深入了解林先生“中西古典学”的理论和实践，成书于1981年的《世界上古史纲》以及初版于1989年由林先生主编的《世界城邦史研究》，是尤其不能忽略的两部作品。和这两部作品有关的史实和理论方面的具体问题留待来日讨论，这里只依据《日知文集》版《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和《中西古典学引论》，对林先生的“中西古典学”学术构想做了一些初步的整理和理解。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从林先生的字里行间感受他学术上的勇猛精进和思想上的雄才大略。在“古典学”概念受到重视的今天，回顾林先生穷毕生之力提出的“中西古典学”构想，更有着特别的意义，尽管这样的回顾也带来必要的反思和批评。 就本文所及，首先《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虽号称“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但其中内容的选择性很强。全书第二篇以下主体内容，除第十九章简单介绍中东地区古代帝国之外，基本上都是关于中国古代的论述。考虑到上述提及的林先生对中国城邦时代研究的有意强调，这种篇幅上的侧重可以理解。只是林先生将古代文明和国家最早的发祥地，最早进入“古代(或古典)帝国阶段”的“中东”地区简单地看做“古代文明世界的居间部分”，用一章的篇幅介绍完毕，主要依据国外学者的研究，描述了一下从亚述帝国到波斯帝国的发展梗概。尽管其中也有属于先生自己的思考，如关于两河流域亚述帝国之前所谓帝国和周王朝的类比，并列其于“盟主之邦”的概念框架之内(卷三：455)，这样的处理还是让人难以接受。将整个希腊之前的近东历史当做背景处理的做法，和林先生批判的“东方专制主义”偏见实在是同样的来源(卷三：122-125)。“东方专制主义”确实是欧洲史学的一大误解，但这样的误解并不仅仅针对中国。 更容易引起争议的仍然是林先生关于民主政治的表述。批评意见这里不必要一一陈述，而且林先生的看法初看起来确实有荒唐不经之处，需要仔细辨析明白方可。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将林先生所说的“民主”作为“专制”的对立面来理解，也就是将重点放在“非专制”的特点上，其观点却显现出深刻的洞见。这样的谨慎理解应该是在对待林先生作品中瑕瑜互见之处时特别需要的。其余如城邦时代和帝国时代基本政治概念的差别，林先生的说法也是有道理的和有必要的。另如林先生对“公卿执政制”理论的发挥，值得深入思考。林先生对孔子的分析，特别是强调《论语》“是纯粹的邦学或城邦学”，也值得研究者深思(卷三：78-93)。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