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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西古典学”的核心关怀 林先生的“中西古典学”有鲜明的现实关怀，首先是对现代价值的认同和对未来的信念。《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以《学习恩格斯1884年的一篇遗稿》开篇。“遗稿最后说，未来社会要把近代资本主义时代的清醒，同古代城邦对社会福利的关心，彼此的长处，结合起来。这，我们想想看，难道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世界大同的时代吗?”林先生解释说，“近代科学进步，人们才有清醒的思想，不受皇天命运的愚弄；古代社会关心同邦同族人的福利，定期取消债务，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卷三：2-3)。《再论中西古典学》“余论”从梁启超为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而成《清代学术概论》说起，但林先生不同意梁氏对文艺复兴“以复古为解放”的理解。“应注意的，是走向近代，而不是‘复古’!”(卷四：486) 与此相结合的是一种对古老中国的过去和未来的关注，例如在谈及古代“共和”时，先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溢于言表的赞颂(卷三：312-313)。这种爱国主义体现在特别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珍惜中国古典传统在思想和实践上的价值。林先生认为孔子是古典文明时代东、西方的第一个政治学作者，“《论语》是世界第一部政治学著作”(卷三：76-77)。而且“古代中国先秦的政治学，由于城邦制度发展比较单纯，讨论邦与天下(邦的联盟)的关系，王与霸的关系(均为盟主之邦)，比之西方古典政治学似乎高明多了”。林先生感叹道，“世之论古典政治学者，但知有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而不知孔墨孟荀之书皆政治学著作也!”(卷三：124) 林先生将管仲、梭伦、赵盾、克里斯提尼、子产、太米斯托克利、范蠡、伯里克利、商鞅、德谟斯梯尼列为雅典和中国公卿执政制时代有代表性的政治人物(卷三：63-64)，将孔子、希罗多德、苏格拉底、墨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列为公卿执政制时代政治思想方面的代表人物(卷三：68；同书77 页另加上后来的西塞禄)。王失去政治之权，公卿以执政地位专国，以民众利益为依归，如郑之子产，可称“民主政治”。孔子称“忠”，但作为邦学或城邦学的《论语》需要在忠于邦人、国人的语境内解读，这样一来便能够看到，“在古中国，在古希腊，古典时代的民主思想，在政治学上都是主导的。”(卷三：69；另见同书：85-88、113-114) 但林先生也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传统，特别是古典帝国的传统，并非没有严重的问题。他试图对此给出解释。起源于中世纪的西方近代国家，文艺复兴后因为能够珍惜古典、利用古典而得其利好，不曾发生黑暗时代，亦不知类似西欧之中世文化的中国，反而备受古典精神沦丧的伤害，其中原因便与古典帝国有关。先秦的古典政治制度和古典哲学思想，林先生说，“一变于统一专制帝国之秦汉时代，再变于分裂时日的魏晋南北朝及当时盛行的玄学(佛学)思想”，之后则进入佛道教盛行的隋唐盛世，古典中国儒学墨学成为统治者的统治工具。到宋明理学时期，古典学说“在专制统治下，不得不走入抽象的糊涂意识之中，古典真实精神破产矣”(卷四：468)。明清之际虽然也有“中国式的文艺复兴思潮”出现，例如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思想，但经过剃发留辫的清代专制荼毒，“古典学破产，斯文扫地矣!”结果，恰恰由于没有中世纪，中国的“一个又一个古典帝国，不断改变古典政治文化以为己用，古典民主早已变成‘古典’专制”(卷四：486)。《大学》纲领原本在于“亲民”，宋儒改为“新民”。林先生说，“程氏乱改，朱注误用，多少学子误读!”(卷四：487) 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否认从公元前221 年到公元1911 年长达两千年的中国古典帝国史。“秦汉帝国本亦古典时代史的一部分，犹之罗马帝国亦欧洲古典文明之组成部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固然古典文化在古典帝国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例如古典民主变成了“古典”专制，古典文化还是在变化的过程中得以继续发展。秦汉以降两千年，从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的内在发展脉络观察，其发展不大受政权更迭的影响，仍然能够按照历史发展方向有所前进(卷四：487)。至于中国没有因为蛮族入侵而形成黑暗时代的原因，林先生认为首先在于中国文明在之前长期发展的基础上，中国各族基本生活生产和社会组织方式已经日趋同化。如匈奴至冒顿以下，已成游牧帝国，不再是早期氏族部落组织形式的蛮族，而古代中国有可变之礼俗，却没有排他的宗教(卷三：477-482)。 和欧洲的发展路径相比，古代中国从古典时代以降发展的连续性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林先生认为，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思想文化方面都找不到合适的解说。他认为，真正的原因是一种人民革命的传统，是这样的人民革命的传统让中国这个“老大”帝国一次又一次地返老还童。汤武革命、国人运动，以及思想家、哲人号召或实际领导下的民众起义，例如“以孔子家族为首的历史上有知识分子参加或领导的革命运动”，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前“是中国(古典)历史上历来革命运动的主流”。这样的革命传统只见于中国而不见于欧洲(卷三：206；另见卷四：471-472、483-484)。汤武革命，孔子作《春秋》，陈涉首事。林先生说，“这是什么系统，古典民主的系统”(卷三：94)。 基于这样的认识，固然“古典中国，由古典时代到古典帝国，历时长而且复杂，古典时代的政治、文化，到后来变而又变了”，要继承古典民主的传统，林先生说，“恐怕应走的道路，要达到民主，是‘革命’而不是‘文艺复兴’吧?”(卷四：487)这样的“革命”，是汤武陈王革命意义上的革命，它既是中国古典文化精神的延续，也是回归中国古典民主政治的手段。古典民主政治，在林先生这里既是回归的目的，也是回归的手段，虽然这样的回归并非“复古”，而是走向“近代”，走向未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