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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石仲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能取得胜利有许多重要原因，其中，中国共产党的“异军突起”和强大存在具有决定性因素。中国共产党尽管没有领导全国的抗战，但却实实在在地领导了人民武装力量进行的敌后抗战(国民党军队在敌占区的抗战则由政府当局领导和指挥)和解放区战场，并且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推动全民族抗战起了重要指导作用；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力量，起到了牵制、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力军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长期以来比较通行的说法是：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是毛泽东最早提出的。1941年5月，他在皖南事变后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说：“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①在1945年4月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报告中，他进一步指出：“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②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我认为，也可采用1937年8月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的说法。洛川会议《决定》指出：“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是在使国民党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与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的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把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③尽管这是全面抗战伊始中国共产党对自己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提出的要求，但纵观八年抗战历史全局，中国共产党在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历程中践行了这个诺言，成为了全民族抗战的实际核心。 怎样认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核心地位呢?我想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 一、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对凝聚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实行全民族抗战起了独一无二的指导作用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不断加剧，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错综复杂交互作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与国内进步力量一起担当着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制造九一八事变强占中国东北地区后，国内政治关系发生巨大变化。中华民族有爱国主义的历史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外敌入侵，国难当头，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意志。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顺应全国人民的愿望，倡导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凝聚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实行全民族抗战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一)艰难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实行全民族抗战的政治基础 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后，中国共产党尽管长期遭受国民党政府追捕、屠杀，多年内战，血海深仇，但它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仍以民族大义为重，多次发表宣言，冀以民族革命战争抗击日本侵略军。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利用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推行“华北自治运动”，企图控制整个华北、进而吞并全中国。这不仅进一步激起全国各阶层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怒，而且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异常愤慨，在北平、上海等大城市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风暴。这是推动中国共产党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历史背景。 根据华北事变以来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还有共产国际七大提出的建立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中明确表示：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④一年后，1936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倡议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⑤。这样，中国共产党已经高高地举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 国民党政府对于改变政策实行抗日，却经历了一个十分被迫的过程。在相当长时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认为“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必须“先清内匪再言抗日”⑥。因此，仍集中数十万军队继续“围剿”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但是，工农红军有顽强的生命力，经过极端艰难困苦的长征转战，奇迹般地在陕北落脚生根，形成新的发展局面。华北事变后，蒋介石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者愈益扩大的侵略野心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表示：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之牺牲”⑦。这是个认识的进步，但这个变化是不坚定的，政府当局还对所谓的国际调停寄予幻想，并没有作抗日的战略部署和军事行动安排；再则，这时还没有改变要完全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既定方针。 真正推动国民党政府实行政策转变的是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顺应时代潮流和民心民意，不顾个人安危对蒋介石实行“兵谏”。中国共产党虽然没有参与谋划“兵谏”事件，但西安事变前中共与张、杨往来频繁，达成了不打内战、一致抗日的共识，并派人前往张、杨处帮助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安事变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和感召下发生的。不仅如此，西安事变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下和平解决的。周恩来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西安，既与张、杨共商正确处理这一事变的谋略，又面见扣押中的蒋介石，基本上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共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也是实现全民族抗战的重要转折点。中国共产党为表达合作抗日诚意，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立即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同时作出四点保证：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⑧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提出的国共合作条件，从而实实在在地开启了敌对两党捐弃前嫌重新携手，实现全民族抗战的闸门。 日本帝国主义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侵华，民族矛盾更为突出地上升为主要矛盾。次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并且，从全民族利益出发，多次主动提出实现国共合作的具体方案。但是，国民党方面仍以“投降”“收编”的傲慢态度对待历时半年的两党谈判，继续设置障碍，拒绝达成协议。在平津相继失守、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为愈益危急的局势所迫，国民党才于9月22日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也于次日发表谈话，表示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这标志着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抗日战争有了全民族抗战的政治保障。 (二)持久战理论是全民族抗战的理论基础 尽管认为中国抗战是持久战不只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家认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也提出过“持久消耗战”“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等口号，但提出完整的持久战理论却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独家创造。 还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7月，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谈到将要进行的抗战形势，就作出了要通过持久抗战才能取得胜利的战略估计。全面抗战爆发后，抗日战争究竟如何发展，中国抗战能否取得胜利，顿时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热点。“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观点颇有市场，既严重地影响人们对抗战前途的判断，也在部分群体中滋长了盲目乐观情绪。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批评了关于抗战的错误思想言论，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提出持久战理论，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的战略方针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对中日双方的基本国情，包括军事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力和自然资源状况，以及战争的性质和人心的向背等诸多要素作了精辟分析，充分论证了这场中日战争是持久的而不是速决的，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而不是日本的观点。 中国抗战既然是持久战，那么持久战的具体进程怎样?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根据互相矛盾着的上述诸因素在战争过程中的发展变化，提出中国抗战将经历三个阶段：一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二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战略准备反攻的战略相持阶段；三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相持阶段将是中国抗战很痛苦的时期，也是抗战最后胜利的“枢纽”。 为了取得中国持久抗战的胜利，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还提出了一套具体的战略方针。这就是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实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 在全国的全面抗战进行不到一年时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战争形势变化所作的科学分析，为后来战争的实际发展所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这个持久战理论不仅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和解放区战场起了战略指导作用，而且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也有重大影响。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五战区代理司令长官白崇禧对持久战理论颇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经蒋介石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因此，完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持久战理论是全民族抗战的理论基础。 (三)促进民族觉醒、振奋民族精神是坚持全民族抗战的群众基础 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疯狂掠夺、残暴屠杀的过程，经过揭露和宣传，能成为促进民族觉醒、振奋民族精神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就是要努力激发民族意识，促进民族觉醒，昂扬民族精神，掀起全民族的抗战热潮。还在华北危机加深之际，共产党员作家田汉和作曲家聂耳就创作了后来成为新中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立即成为唤起民族觉醒、激励民族精神的时代强音。《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发表后，全国各界人士热烈欢迎，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团体纷纷成立。上海、天津等城市的工人群众组织抗日义勇队、宣传队，支援前线，参军参战。工商界踊跃认购救国公债，为前线将士捐赠物资。散居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热烈地开展抗日救国活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积极支援祖国抗战。 在日本侵略军对中国首都南京城残酷地屠杀血洗后，号称“九省通衢”的大武汉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中心。中共中央派出代表团也到达武汉会商国共合作具体事宜。周恩来出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领导进步文化人士聚集的第三厅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38年4月的抗战扩大宣传周和“七七献金活动”将广大民众的抗战热情推向了高潮。抗战宣传周每天有一个主题活动，如歌咏日、美术日、戏剧日、电影日等。第一天活动恰好传来台儿庄战役的捷报，武汉三镇举行10万人火炬游行。几十个演剧队和几百个口头宣传队深入大街小巷、工厂码头、郊区农村进行抗日宣传，讲解救亡图存道理；还有的到国民党军队里去宣传，鼓舞激励士兵们的抗战士气。在卢沟桥事变周年的大规模纪念宣传中，“七七献金活动”进一步掀起了全民族的抗战热潮。“七七献金活动”的目的，首先不是为了募钱，而是通过宣传募捐激发广大民众的爱国热忱和抗战决心。人们争先恐后到各个献金台献金，除纸币外，还有银元宝、金银首饰等。当时媒体形容人们献金的热情时说：这捐献的不是钱，是中国人对敌军的仇恨，是对胜利的希望。“中国不会亡，中国一定复兴!” 武汉抗战宣传是全国抗战宣传的一个缩影。在其他一些大中城市，共产党的地方组织也发动了各种形式的抗战宣传活动。为什么只有共产党组织而国民党不组织广泛的抗战宣传活动呢?这就是两条抗战路线对立的实际表现。国民党当局害怕宣传组织起来的群众，危及其统治利益。在武汉抗战宣传周最后一天，当局竟发出假空袭警报驱散准备举行的60万人大游行。 中国共产党主张全民族抗战就必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乃至武装群众。八年抗战，共产党始终坚持全民族抗战立场，利用一切宣传形式唤起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同仇敌忾，对凝聚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起了巨大指导作用，为赢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奠定了深厚群众基础。正如习近平引述毛泽东的话所说：“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