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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共产党根据两国三方关系不断变化的特殊格局，适时调整政策和策略，正确把握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对坚持国共合作抗战到底起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主导作用 中国抗日战争不仅仅是中日两国双方的战争，而是牵涉多国关系和多方利益。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日方战略的调整都深刻影响着中国国内两党关系，也深刻影响着中国抗战形势发展。随着抗战深入展开，中国的抗战形势越来越扑朔迷离。如果说日本政府是企图吞并中国的疯狂侵略者，那么国民党顽固派则可称为国共两党关系紧张局势的麻烦制造者。处理不好这内外多方关系，就中国抗战而言，随时都有中途妥协乃至失败和重新爆发内战的危险。谁能处理好这诸多关系?只有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根据不断变化的国际和国内形势，特别是两国三方关系的特殊格局，适时调整政策和策略，正确把握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才使国共两党坚持合作抗战到底，从而对夺取中国抗战胜利起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主导作用。 (一)深刻分析不断变化的中国抗战形势，对正确把握中国抗战大局、处理两国三方关系，引领中国抗战走向胜利起到了全局性主导作用 国民党政府虽然是国家的主要领导力量，但因为缺乏宏大眼光的政治战略，对于世界大势缺乏科学分析，既不能把握变化莫测的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向，也拿不出如何领导国内抗战走向胜利的务实谋略主张，因此，对于夺取中国抗战胜利没有起到应有的主导作用，反而不断制造事端，妨碍抗战的顺利发展。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表现出了巨大的优势和高瞻远瞩的大局意识。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努力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地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正确处理两国三方关系不断变化的特殊格局，使中国抗战不断克服困难乃至危机，向好的方面转化，最后走向胜利。 先看国内关系。自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始，尽管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范围掀起了抗日高潮，但是，作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起决定作用的国共两党，却不时地“同床异梦”。这两个党，既曾经是结盟同志，又曾经是冤家对头。自1924年大革命以来，两党经历了合作—分裂—再合作的曲折发展过程。卢沟桥事变后，抗日利益高于一切，两党才释开过去的仇怨，重新携起手来。有如前述，由于两党实行不同的抗战路线，在抗战开始后的一年零三个月内，国民党主导的正面战场丢失了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的大片国土。与之相反，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力量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不仅有效地打击和牵制了日军的进攻，而且自身得到了很大发展。两条抗战路线，两种抗战结果。这必然会反应到现实的两党关系中来。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两党关系的变化异常明显，如一些外国观察家所说：国共两党的蜜月结束了。对于大片国土的丢失，政府当局不感到恐慌和惧怕；但对于共产党力量的迅速和巨大发展，却忧心如焚，从1939年初开始逐渐转向“溶共”“防共”“限共”。这样，两党关系不断出现紧张局面，乃至在全民族抗战处于困难之际，又在局部地区出现了摩擦。这是整个抗日战争阶段，两党所代表的阶级斗争最激烈并达到白热化的时期。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一度濒于破裂。直至抗战结束，两党关系仍时好时坏。 再看国际关系对中国抗战形势的影响。一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变化对中国抗战形势发生着直接影响。自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本政府把对国民党政府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改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这对中国抗战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在汪精卫1938年12月叛国投敌(并于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伪政府)后，日本方面继续对蒋介石集团开展诱降活动。日蒋谈判通过一些管道秘密进行。二是英、法、美对中日战争的态度也影响着中国抗战的走向。在德国没有西进吞并一些西欧国家以前，这几个国家对日本采取“绥靖主义”政策。在1940年夏天日本已暴露了即将入侵南太平洋英美殖民地的野心后，英美政府才放弃了以牺牲中国利益来换取日本妥协的“绥靖主义”，转而积极拉拢蒋介石加入他们的联盟，以遏制日本南进。到1940年10月，国际上诸多力量对蒋介石或拉、或诱、或援，结果使他顿时感到身价陡增，开始飘飘然了。毛泽东描述蒋介石那时的心态说：“蒋介石现在是待价而沽，一方面准备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面也准备加入德意日同盟。如果日美战争能早日爆发，并有胜利把握，他是愿意做戴高乐的。一个月来，他已利用德意日的声势，不久他还会利用日本向他的让步，向英美再敲一笔竹杠，并要英美自己用卡车送进来，目前是蒋介石最得志的时候”，“他是在干手挥五弦目送飞鸿的勾当”(15)。 这样，中国共产党在其历史的发展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情况。第一次大革命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无论国共两党合作还是完全分裂，主要是阶级斗争关系。相对地说，矛盾比较单纯些。对处理这样的关系，共产党从没有经验到逐渐地积累了不少经验，基本能够应付了。抗战初期，尽管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错，但由于国民党积极抗日，把对外的一致性置于对内的矛盾性之上，国共两党关系总的说来是和平相安的，能够团结御敌，共赴国难。但是，在国民党实行“溶共”“防共”“限共”方针，并且发动反共的武装冲突的情势下，如何处理两党关系，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成为一个非常棘手的新问题。一方面，大敌当前，民族矛盾仍是基本矛盾，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不能不以主要力量继续抗日；另一方面，为了自卫求生，对于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武装冲突，甚至挑起的局部战争，又不能不进行反击。困难不在于要不要开展两方面的斗争，而在于如何审时度势，将这两者结合好，有理、有利、有节，使抵御内阋之争不影响抗击外侮。 如果说历史的特殊性和矛盾的复杂性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和斗争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某种契机，那么经过近20年战斗洗礼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已走向成熟，有能力将这种契机转变为现实。中国共产党历经革命的考验，是早已走出狭隘圈子并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导演过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的大党。它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已经有了深刻认识，对于国际政治的发展趋势也有深刻洞察。“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16)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抗战形势的逆转和两党关系的恶化，以及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已作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并酝酿了相应的对付措施，因而在先后两次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时，一方面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另一方面又密切关注抗日战争大局的发展走势，不仅使两国三方关系的特殊格局没有因两党关系的恶化失去掌控，而且迫使国民党政府回到继续抗日的正确方向，为中华民族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积累了政治和军事力量。 (二)深刻分析不断变化的国内阶级关系，对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公约数，增强最大的抗战力量，起到了凝聚性主导作用 首先，反映在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变化上。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已初步将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但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明确地并不断地将资产阶级的两个部分加以区分，使拥护抗战的大资产阶级都能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对最广泛地扩大抗战力量具有重大意义。1940年3月，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之中，首次从各阶级对待抗日的态度上，不仅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作了区别，还将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亲欧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不仅对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的抗日积极性作了充分肯定，而且对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作了具体分析。他指出：目前的大资产阶级抗日派，尽管在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极端反动政策作为准备将来投降的步骤，但“他们还愿团结抗日，所以我们还有可能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里面，这种时间越长久越好。忽视这种争取政策，忽视同他们合作的政策，认为他们已经是事实上的投降派，已经就要举行反共战争了，这种意见是错误的”(17)。按照这个指导思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能联合一切能够联合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真正的敌人。 1940年9月23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作报告指出：以前我们没有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可变派，是较好的同盟者。现在看来，民族资产阶级希望祖国复兴者为多，极少数是亲日派，另外的少数很左。对于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团结，对于其中的右派也需要某种必要的批评。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认为大资产阶级在抗战问题上分为三派：(1)右派，即投降派；(2)中派，即顽固派，包括蒋介石、阎锡山，他们又要反共又要抗战，又抗战又准备投降；(3)顽固派中的左派，也是可变派。他指出：对投降派要打倒，完全孤立他们。对中派要团结，同时斗争，在军事斗争停止以后主要是批评，也要孤立他们。这与孤立投降派不同，还要团结他们。毛泽东从顽固派中分出可变派，对可变派采取分化和拉拢的办法，同时进行必要的斗争与批评。同年12月25日，中央在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中还指出：既须对于反对抗日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主张抗日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又须对于主张抗日但又动摇、主张团结但又反共的两面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两面性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并且指出：党的统一战线的既联合又斗争的一切政策，都是从这些阶级关系的区别而来的。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后的1941年6月下旬，毛泽东进一步阐述对待大资产阶级的政策，指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包括一切还在抗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内的，是全民族联盟。在抗日过程中，在全国范围内，在根据地内，除汉奸外，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一打一拉政策，拉其抗日，打其反共反民主，但目前拉还是主要的，打是辅助的，打是达到拉之手段。这是根据抗日形势的变化所作的正确的阶级分析和采取的正确方针。对大资产阶级认识上的这个重大变化，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发展。 这样，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尽管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始终交织在一起，阶级斗争以或隐或显、时伏时起，甚至军事冲突和局部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中国共产党却始终保持着清醒头脑，牢牢地把握住了将主要力量放在抗日斗争基点上这个大方向。 其次，还反映在提出争取中间势力的政策和不断扩大中间势力的争取对象上。所谓中间势力是个政治概念，即指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所持的中间政治立场而言。在不同的革命阶段，它包括的对象不完全相同。其内涵随着不同历史阶段任务的变化而变化。在土地革命时期，它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派别及其代表人物。在一般情况下，它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之一，但是当革命处于低潮时，一部分中间派可能脱离革命队伍，甚至变节。但整个中间势力不是中国革命的对象，而且在抗战时期比土地革命时期宽广得多，在打退反共高潮之后又比在此之前扩大了许多。 抗战开始后，毛泽东在1937年11月的报告中，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为“左翼集团”“中央集团”(即中间集团)和“右翼集团”，认为中央集团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党的任务就是“争取中央集团的进步和转变，这一步骤如果不做到，转变时局是不可能的”(18)。这样，毛泽东非常明确地把争取中间势力提高到关系抗战形势发展的关键意义上来认识。在打退国民党两次反共高潮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关于争取中间势力的思想。一是明确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把争取中间势力视为与发展进步势力和反对顽固势力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且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二是逐渐扩大了属于中间势力的对象范围，以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共同抗日。抗战初期的中间势力主要指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中间势力增加了若干对象：“地方实力派”，包括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各小党派；国民党和三青团的党员、团员的大部分；中央军中的多数军官和黄埔生。毛泽东指出：我党我军中过去把黄埔生看作一个笼统的反共集团的传统观念是错误的、有害的。在目前严重时局，极须改正此观念，利用一切机会与黄埔生军人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不要刺激他们，而应以民族至上的观念来打动他们，使他们不肯投降日寇，使他们对反共战争取中立或消极态度。这对挽回危局有重大意义。(19) 在1939年至1941年间，中国共产党不断扩大中间势力对象范围，坚持实行争取和团结的政策，并极力从顽固势力中分化出一部分作为中间势力来对待，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也无论在打退两次反共高潮还是共同抗日的斗争中，都起了重要作用。在1940年5月底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总结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时，朱德介绍了争取中间力量的情况。他说：对中央军我们经常有人和他们来往，和卫立煌的关系很好，使他在国共两党的摩擦中保持中立，在抗战中与我们共同对敌。这样，我们得到一个大的经验，就是争取中间力量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讲话肯定朱德的意见很对，提出不但要争取中间势力，对顽固势力也要争取与分化，不能把顽固派当汉奸打，不能把中间派当顽固派打。在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中国共产党对中间势力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注意了争取友军、瓦解顽军的工作，使他们在政治上对共产党的自卫立场表示理解甚至同情，在军事上表示中立不介入，共同把矛头对准日本侵略者。 由于广泛地开展了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尽量扩大中间势力的争取对象，在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毛泽东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指出：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还把各派地主阶级各派资产阶级混为一谈，似乎在皖南事变之后整个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叛变了，这是把复杂的中国政治简单化。如果我们采取了这种看法，将一切地主资产阶级都看成和国民党顽固派一样，其结果将使我们自陷于孤立。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20)。这不仅是对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整个中国革命经验的一个重要总结。中间派在过去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力量分散，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没有发生重大影响。自此以后，由于共产党的正确的统战政策，中间派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日趋活跃，不仅对于调整国共两党关系，而且对于推动全民族共同抗日，逐渐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 (三)深刻分析国民党政府不断变化的对日立场和对共产党的态度，提出“三个坚持、三个反对”等一整套政策和策略，对推动国民党抗战到底起了督促性主导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明确地将资产阶级区分为两个部分之后，不仅为制定争取中间势力的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也使孤立和反对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斗争，进一步扩大和巩固共同抗战的力量有了更为明确的理论基础。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所谓国共两党关系，说到底就是共产党同以当权的蒋介石集团为核心的国民党顽固派的关系。由于国民党的政策发生逆转，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就在研究如何处理同国民党的特殊关系。毛泽东总结了共产党10多年来与国民党打交道的经验教训，在制止国民党制造的摩擦事件和打退其发动的反共高潮的斗争中，深化和细化了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原则，以推动国民党顽固派共同抗日。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下几点。 一是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方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有如前述，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在各抗日根据地周围制造的摩擦和冲突事件越来越频繁，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危机。基于此种情况，中共中央指出：中国抗战出现了中途妥协和内部分裂两大危险，但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所以同时存在着团结抗战和分裂投降两种可能。共产党的任务是要清醒地认识时局的严重性，从思想上、组织上有所准备。既要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又要竭尽一切可能维护团结抗战局面，争取时局好转。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为纪念全国抗战两周年发表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21)9月中旬，毛泽东发表谈话指出：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摩擦，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是我们党提出的三大政治口号。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做，中国才能避免亡国，并把敌人打出去，除此没有第二条路可走。10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仍然是当前时局中的最大危险。我们的任务仍然是协同全国一切爱国分子切实执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方针。这样，“三个坚持、三个反对”成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基本方针，也是号召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政治口号。 二是揭示了又团结又斗争的多层次多侧面关系，强调要以斗争求团结。1940年7月6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就团结与斗争的关系的不同意义作了具体的分析：(1)我们历来是强调团结的，今后还是一样——对付一切抗战派；(2)我们历来是强调斗争的，今后还是一样——对付一切投降派；(3)我们又强调团结又强调斗争——对付一切又抗日又反共的顽固派；(4)有时强调团结，有时强调斗争——依顽固派的态度是抗日为主还是反共为主而定；(5)斗争为了团结——为了延长合作时间；(6)不论哪一方面(政治、军事、文化)，目前时期都以团结为主，但不论哪一方面都同时斗争，因为国民党的反共政策是没有变化的；(7)即在目前时期，某些地方，反摩擦斗争还可表现为地方高涨，例如苏北(这是指韩德勤向苏北根据地的进攻)。毛泽东的这种多层面的分析是正确的，不仅概括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时的情况，也为随后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所证实。毛泽东指出：“一切皆在变化中，不应该用顽固的形式主义的观点，而应该用活泼的辩证法的观点，去注意一切变化。”三个月后，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抗日问题上对国民党又拥护又斗争。在反共问题上，既有现在与将来之分，也有反共的高潮与低潮之分。要根据不同情况来处理关系。总政策是在团结中要斗争，在斗争中又要团结；是统一中的独立，统一是主，独立是辅。(22)这些认识具有思想方法论意义，对于认识国共两党又联合又斗争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正是坚持这些原则，既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又维护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三是提出了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斗争必须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关系既然是又联合又斗争，那么这个斗争怎么掌握?这既是一个政治原则，也是一门政治艺术。抗战伊始，两党关系良好，这个问题不突出。国民党当局的政策逆转倒退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就在思索这个问题。“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就是在反对顽固势力不断制造的摩擦事件中逐步形成的。1939年1月以后，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制造的摩擦事件日益增多。是年5月，毛泽东阐释此前提出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说：巩固边区有一个方针、两条原则。一个方针，就是“一步不让”，对于他们的捣乱给以无情的打击，决不让步。两条原则的第一条便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同他讲亲爱、讲团结；要是他对我们不客气，我们就来第二条，就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叫摩擦，人家摩擦来，我们摩擦去，也就是孔子所谓的“来而不往非礼也”，否则不叫“礼尚往来”。这是圣人之言，天经地义，我们一定要摩擦去。同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干会议上提出了“摩而不裂”的“有节”思想。他说：对于国民党的破坏性摩擦和武装冲突必须给以坚决抵抗，但是这种抵抗必须严格站在自己立场上，决不能过此限度，给挑衅者以破裂统一战线之口实。这种自卫的防御的反摩擦斗争之目的在于巩固国共合作。为此目的，一定条件下缓和退让也是必要的，这就是“摩而不裂”。同年12月，毛泽东将上述思想概括为“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他在1940年3月的一个报告中，总结与顽固势力的斗争经验时对这个原则作了深刻阐述，指出：“有理”是自卫原则，体现了斗争的防御性；“有利”是胜利原则，体现了斗争的局部性；“有节”是休战原则，体现了斗争的暂时性。坚持这三个原则，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并使顽固派而后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中国共产党的“三有”原则，既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得到了充分运用，也为争取时局好转，使兄弟虽阋于墙，但能外御其侮，坚持合作抗日，夺取最后胜利确立了准绳。 抗日战争的硝烟早已成为历史，但是对抗日战争这段历史的认识、解读和研究却仍是人们关注的重要热点，在国际上并不时引发争议乃至争端。但是，历史就是历史。对历史的本然能屏蔽、曲解一时，却最终会大白于天下。认识、解读和研究这段悲愤壮烈、刻骨铭心的历史，并不是以发现的这样那样一些表面材料堆积拼凑成新的板块图像，而应当是不断深入揭示其历史发展的本然和所以然。中国抗日战争能够取得胜利，正如习近平在2014年9月3日的讲话中所说：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制定正确战略策略，开辟广大敌后战场，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无论条件多么艰苦、形势多么险恶、战争多么残酷，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同各爱国党派团体和广大人民一起，共同维护团结抗战大局。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着夺取战争胜利的正确方向，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23)这应当是历史的结论，也是抗日战争何以胜利而不可颠覆的根本所在。70年过去了，历经各种磨难的中国共产党将铭记历史的经验教训，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始终坚持它的先进性，带领中国人民把国家建设好，在新的征途上去夺取更加伟大的胜利。中华民族必将实现复兴强盛的美丽梦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