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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校者在“说明”中仅告诉读者他对底本的选择结果，我们并不清楚他为何会作出此选择。幸运的是，担任本书责编的李爽女士在《〈困学纪闻注〉的整理与出版历程》文（见《书品》2016年第二辑）中，解答了疑问。据该文介绍： 整理者在校阅第一批校样时，发现校对提出的某些“底本”所无之句或与“底本”不同之字，核对手里的“底本”，均准确无误。孙先生退返校样时，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我提供给孙先生的“底本”是中华书局图书馆藏清道光五年余姚守福堂刻本，提供给校对的是另一部同馆藏同版本。 经过责编查考发现，翁注原刻本有印本差异，初印本文字清晰，而间有错字；后印本挖改了初印本个别明显的讹误，还增补了部分内容。该文又称： 从整理古籍选定底本的角度看，后印本优于初印本。此前，整理者采用的底本是初印本。思量再三，我们决定更换后印本为底本，这意味着必须重新校对一遍底本，并改定相关校勘记。与整理者商定，整理者在核定校样时先校改一遍，再由三校校核一遍，以保证我们的整理是严格的“底本式”。 可见，将底本具体到翁注原刻本的某一印本，并非是点校者最初的主动选择，而是在书稿已进入出版流程后，点校者、校对及责编三方发现并共同确立的。当然，这还有赖于中华书局图书馆丰富的古籍收藏作为依托。只为迁就某一部印本，而更换整理底本，尤其当这是一部二百多万字的点校稿时，要做这样的选择，恐怕是不容易的，因为这意味着之前许多辛劳的白费，意味着出版成本支出的上升。但中华书局无惧这些麻烦，依然决定这样去做，这就很值得尊重。通过这样一件事，可以看出国内一家老字号出版社的编辑对于古籍点校态度的严谨不苟，对于点校者托付的认真负责。 笔者在工作中也有幸对翁注原刻的几种印本做过校对，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印本之间的文字异同大概仅有十余处而已。但就本书而言，即使事先知道是这样一个结果，作出更改底本的决定仍然是值得的。诚如责编同志所说，只有这样做，才能确保整理是严格的“底本式”。 本书另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过去大家对于古籍整理的基本认识。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大陆古籍整理出版所执行的规范，是1991年10月由中华书局赵守俨、程毅中、许逸民、张忱石以及傅璇琮等前辈学者集体讨论后写定的《古籍校点释例（初稿）》（以下简称《释例》），其中“校勘”部分第一条说： 校勘之前，应收集所能见到的各种版本进行比较研究，尽可能选定内容最完整、错误最少、校刻最精的版本作为底本。（《书品》1991年第四期，页68） 再仔细阅读后面的规定，也都针对某一“版本”，并以此为一切考虑与操作的出发点，没有涉及任何“印本”。我们知道，“版本”的概念其实涵盖了由同一版片产生的诸多印本，而“印本”的概念如果不完全指向某一具体的物质印本，至少应指向某一印次的文本。二者存在本质区别。而人们从事古籍点校整理，所用的底本一定是某个具体实物，更接近于“印本”的概念。 (责任编辑：admin) |